今年6月初我结束两年的硕士课程从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的詹姆斯库克大学(James Cook University)毕业的时候，已经是当地中国留学生里面和本地社区融入得比较好的一个了。我是当地帆船俱乐部的网络管理员，还承担了俱乐部新网站的建设工作，不仅获得了一封充满赞誉的推荐信，还推荐了两个急于积累工作经验的中国同学到这家俱乐部工作。此外，我还在学习帆船的过程中结识了不少当地朋友，获得了难得的归属感。即使在6月份离开汤斯维尔并搬到墨尔本以后，我还和这家俱乐部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然而这一切并不是我最初的计划，我本来希望在大学宿舍楼里发展自己的社会关系。刚开始我对此很有信心，因为我自认为颇有一些关于西方国家政治正确的知识储备，明白即使一句恭维的话也可能造成对人的歧视，也知道如何避免因为无心的玩笑而冒犯别人。然而当我搬进宿舍区之后，才发现现实远非如此美好和简单，而且我显然忽略了一种必要的准备：被本地人冒犯时应该怎么办。

我来到澳大利亚以后第一次向别人介绍自己的经历就让我有点猝不及防。开学之前，学校为了帮助宿舍区的新生们（其中超过90%都是本科生）相互了解，组织了一个“罗马长袍聚会”(Roman toga party)，参加者把床单披在身上模仿古代罗马人。我也兴冲冲地参加了。聚会上一个本地的白人女生问我来自哪个国家，我说我来自中国。她马上转头对身边的伙伴说：“他们中国人为什么说‘中国’(China)这个词的时候总是声音特别大？哈哈！”然后她开始一遍一遍地很大声的模仿我的口音：“China! China!”（中国！中国！）。

一个中国人，刚到一个陌生国家不到两天，半裸上身斜披着一条床单，站在一群本地学生中间被人嘲笑口音。那种体验真是既尴尬又无助。但是我当时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愤怒和反击，而是在反省自己是不是真的把“China”这个词说得很大声。是不是在国内接受的多年的爱国主义教育，让我下意识强调“中国”两个字？因为我完全没有预料到一个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的女大学生会如此恶意地对待一个新来的外国人。现在回想起来，嘲笑对方的口音真是欺侮外来者的一件法宝，因为在这件事上，对方永远是错的，而且永远不知道正确答案。

后来我逐渐发现，我的遭遇并不算极端案例。今年7月下旬，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和同样位于这座城市的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校园里的一些建筑物的入口处竟然被亲纳粹的白人青年团体张贴了写有“禁止中国人入内”的海报。此事在中国留学生群体中引发了不小的反响。最近，澳大利亚官方对于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投资、移民，以及与其相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力越来越焦虑。甚至澳大利亚的教育家指责中国留学生中有很多正把中国官方的立场带入教室，以及澳大利亚情报部门开始调查某些进行过大额政治捐赠的华人富商是否是中国政府的代言人。今年上半年，澳大利亚政府提出一项提案，希望修改现行的“反种族歧视法案”，因为他们认为该法案禁止种族歧视言论的规定妨碍了言论自由。但是，在这一议题的激发下，澳洲少数族群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遭受种族歧视的经历。最终，该提案被澳大利亚参议院否决。上述一系列事件至少证明现在的澳大利亚主流白人群体与少数族群之间逐渐显现出一种张力。

当然，这只能算一种隐约的趋势，其实不管在汤斯维尔还是在墨尔本，这种明目张胆的种族攻击行为都是罕见的。对于汤斯维尔这个种族构成相对单一，生存竞争也不太激烈的偏远小城来说，发生歧视行为的机会更少。根据官方统计，在汤斯维尔的19万人口中，说英语的白人占绝大多数。最大的少数族群是占当地人口7%的澳洲原住民。其他少数民族，例如意大利、韩国人、中国人，都少于0.4%。再加上学校官方对于禁止歧视、欺凌做了严格的规定，种族歧视现象虽然还是存在，但往往是以一种更隐蔽、更柔和、甚至是一团和气的方式存在着。

宿舍区有一个来自印度的男生，加入了一个本地学生自发形成的小团体，吃饭、出去玩都在一起。这些小团体一般是以肤色划分的，看见一个印度人和几个白人打成一片，我甚至有点嫉妒他。直到有一天在餐厅吃饭的时候我和他坐得很近，发现那几个白人男生不停模仿他的口音，而他竟然没有任何抗议的表示。旁边还有一个本地的白人女生笑着打趣他：“你只要严肃地抗议，他们立刻就会停下来。真的，试试吧。”印度男生苦笑着摇摇头说：“永远没用的”。

据我观察，至少在我住的这个宿舍区，这种嘲笑行为更像是进入一个小团体的门票。这些小团体往往由一个很有侵略性的学生作为“首领”（例如那个模仿我口音的女生），几个相对温和友好的学生作为忠诚的手下。如果首领不喜欢一个人，那么这个团体的成员都不会和这个人交朋友，虽然表面上可能非常有礼貌。大学生们对关系疏远的人一般很讲礼貌，不过一旦你想进入他们的圈子，则是需要“买票”的——接受对你的嘲讽。

当然，这种看似兄弟情谊般的玩笑并非总是平等和有趣的。有一个来自南非的白人男生，是另一个小团体的首领，走到哪都有两个人跟着。刚开始他对我相当热情，稍微熟悉一些以后，他就根据我名字(Junling)的谐音给我取了一个绰号：King Julien。这个名字来自美国动画片《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里的一个喜剧角色：一只环尾狐猴。我对此非常反感，因为这个角色眼睛很大像戴眼镜，身材矮小、猥琐滑稽，几乎集合了所有西方人对亚洲人的恶意想象。不过一开始我并没有反击，甚至还会友善地回应他。因为他对自己很好的朋友也总是以各种绰号相称，让人很难分辨这是恶意的嘲讽还是善意的玩笑。后来我发现他尤其喜欢当着女生的面这么叫我，叫完还要唱电影里的很滑稽的主题曲，引得那些女生窃笑。这是我最不能容忍的。于是我就也给他起了个侮辱性的绰号“Piggy”，意思是“猪仔”，因为他有点胖，而且的名字“Jono”听起来像中文词“猪猡”。他每次叫我的时候，我也用那个绰号叫他。结果和我预想的一样，他不再叫我的绰号了，甚至见面不和我打招呼。当然，我也就成了一个圈外人。

另一个让我难以和本地学生融为一体的原因在于我不是他们认为的很“酷”的人。我所在的大学的学生们最流行的交往方式就是喝酒聚会。经常有学生在Facebook群组里夸耀自己如何几周没有做作业，如何每天喝醉，这被看作是最酷的。而像我这样滴酒不沾的学生则被认为是无聊的。不过在我看来，这种肤浅的寻欢作乐才是真正的无聊，我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行事原则。有一次，前文提到那个模仿我口音的女生开生日聚会。她是最受欢迎的女生之一，聚会者占领了整个公共区大厅，几十个人围着她又唱又跳。我本来没有被邀请，路过的时候，正赶上几个女生出来给蛋糕点蜡烛，其中一个一向对我比较友好的女生把我也拉了进去。我站在人群当中自己都觉得有点突兀。另一个女生算是寿星的手下，一边嬉笑一边挨个找人自拍合影，显然是作为Facebook的素材。她到我跟前的时候，竟然如同我不存在一样，直接跳过我，和下一个人合影。那一瞬间，我感觉我从入学开始就花了校外房租两倍的价钱住进学校的宿舍，试图融入本地群体的尝试算是彻底失败了。我准备离开宿舍，到校外租住。

由于前述的种种原因，大学生，尤其是国际学生比例较高的研究生中“自发种族隔离”的现象比较普遍。住在校外的自不必说，中国学生、南亚学生和来自中东的学生大多“聚族而居”，族群之间不相往来。就算在宿舍区为了增进学生相互了解而举行的每周一次的免费晚餐上，也经常是白人学生坐一起，和我坐在一起的永远是那几个亚洲人。我搬出校园后租住在一位来自兰州的挚友家里，每天只用汉语交流。这是我一直想避免的情况。好在他家还有两个四十多岁的澳洲本地男性租客，他们非常友好。为了避免自己的英语退化，我只好尽量多去客厅，和他们一起看板球，虽然我根本看不懂。

其实融入本地社区是有捷径的，那就是参加教会的活动。即使你明确表示自己不打算皈依基督，教会的人还是照样愿意接纳和帮助你。有一个北京来的女同学，就是通过长期参加教会的活动，结交了不少本地朋友，最终受洗，成为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不过作为一个坚信达尔文进化论的人，我一直告诫自己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加入教会。不过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什么选择。入住学生宿舍一年以后，我开始收集一些教会活动的传单，查看了他们的日程表，甚至在平板电脑里下载了一部电子版的圣经。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事让我没有走进教堂——我加入了帆船俱乐部。

我是纯粹出于兴趣才学习帆船的，不带任何诸如拓展社会关系等功利性目的。这个兴趣由何而来我并不清楚，也许是出于对驾驶乐趣的追求，也许是喜欢海上开阔的感觉。经过了一年多繁重而又与世隔绝的学校学习之后，我决定送自己一件略为奢侈的礼物——花300澳元参加一个帆船培训班。经过三个周末总共20个小时的入门课程，我就可以独自驾船下水了，还成了汤斯维尔帆船俱乐部(Townsville Sailing Club)的会员。帆船运动给我带来很大的乐趣，我可以连着几个小时在海上行驶而不觉得枯燥，同时也让我体验到原汁原味的澳洲社团活动。

所谓的俱乐部更像是一个社区活动中心，成员之间都很熟悉。其成员主要由两类人组成：已经退休的老年人和还在上小学的孩子。我发现这两种人都比大学生容易相处。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们经常主动教我如何正确安装索具，帮我把船调整到最佳状态。虽然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我最终借助体力优势在比赛中赢过他们，但是他们根本不在乎。我练习结束上岸的时候，他们经常开玩笑地问我今天翻船了没有。如果我回答没有，他们就会露出很失望的表情。作为整个俱乐部里唯一的外国人，也是唯一的亚裔，我在这里完全感觉不出自己与别人有什么不同。

参加活动多了，会自然而然获得一些工作机会。有一次，俱乐部要举办一次“环岛赛事”，参赛船只要绕附近的一个岛屿一圈，全程几个小时。俱乐部的一位管理人员问我想不想到救生船上工作。我说：“我很想去，因为我听说这个岛很漂亮，我还没有环岛游览过。”于是我就成了救生团队的一员。这个工作并不繁重，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开着橡皮艇跟在帆船后面。比赛那天，我正在船上欣赏岛上风景，另外一艘救生船靠了过来，我这艘船的驾驶员说：“你跳到另外一艘船上。”我问为什么，他说：“你不是说你想环岛游览吗？其实没有任何一艘救生船会绕岛一圈，每艘船只负责一段水域，下一段由那艘船送你过去。”于是我从一艘船跳到另一艘船，用接力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免费的环岛观光。那种受到照顾的感觉让身在异国的我体验到久违的温暖。在帆船俱乐部，我只不过是在从事一项自己喜爱的运动，却意想不到地得到了一些之前求之不得的东西。甚至我得到网络管理员和建设新网站的工作，也都是在闲聊的过程中定下来的。

为什么我在大学宿舍和帆船俱乐部的遭遇如此不同？我还没有清晰的答案。也许仅仅是因为在这样一个主要由老人和儿童组成的群体里，我这样一个青年人的存在不会威胁到任何人，也不会有同龄人为了确立威信或在女生面前炫耀而对我发起“羞辱攻击”。我曾经和一位定居墨尔本的30岁左右的朋友谈到我的经历，他竟然说也有类似体验：“现在五六十岁的这一代澳大利亚人，待人接物真的没话说，人品特别好。但是二十多岁这批，就差点儿意思了。”我问他这是不是年龄造成的？如果现在的年轻人到了四五十岁以后，会不会也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富有包容心？我的朋友说不会的，因为时代已经不同了。经历过冷战时代的人知道宽容的可贵。当时西方在经济上处于统治地位，因此也更加自信。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他的解释对不对，我不知道。我更愿意相信这些大学生的排外行为并非针对其他种族的有意行为，倒是更像澳洲年轻人群体中普遍存在的小圈子和排外行为。据我在墨尔本就读的翻译学校的一位华人老师讲，澳大利亚崇尚“强者文化”。他举例说，他在澳大利亚出生长大的儿子曾经在自己就读的中学校园里目睹一个女生被另外两个女生架住胳膊，被第三个女生暴击腹部。而澳大利亚政府网站也承认欺凌现象的严重性，2008年的一次覆盖40多个国家的调查显示，澳大利亚是小学校园欺凌现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另一项调查显示，在8到14岁的学生中，有四分之一经常性地受到肢体或言语上的欺凌。这种文化自然也会延伸到大学，就连本地白人学生也可能成为受害者。

这样看来，我在大学宿舍所受到的令我不愉快的对待，不仅不像是种族歧视，倒像是受到了“国民待遇”。然而，在这种看似“一视同仁”的游戏中，像我这样在语言和文化背景上皆处于劣势的外来者很容易成为牺牲品，进而在自我身份认同和融入本地文化的摇摆中被“制造”成一个外来者。

中国人对于留学生活经常有一个说法：“越出国越爱国”。以我的切身体会来看，这大概并非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让人更加向往祖国，而是由于融入本地社区受到了挫折，被迫通过强化自我身份的认同来实现心理平衡。然而，这种自我强化又恰恰加深了一部分澳洲本地人关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焦虑。

前文提到的大学校园反华海报事件和对中国富商干预澳洲政治的调查就是这种焦虑的反映。甚至有人担心澳大利亚会受到中国人“共产主义价值观”的侵蚀。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会对这种指控感到冤枉，绝大多数肯定不是肩负国家使命来到这个遥远的国家的。他们只是想来这里寻找更好的教育或生活而已。而这些花费高昂学费、放弃原来的生活来到这里的人，对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价值观也不可能是反对的。问题在于他们有没有机会被澳大利亚接纳，并分享它的这种价值观的果实，还是成为只有在交学费时才感到被需要的人。

宾夕法尼亚州的波科诺派恩斯镇离纽约市有两个小时的车程。驶离州际公路之后，前往该镇的道路蜿蜒经过矮小的树木和废弃的加油站，边缘生锈的招牌上显示的还是多年前的价格。这个位于纳奥米湖畔的小镇曾为前往附近缥缈山庄(Mount Airy Lodge)的游客服务，那个度假村的特色是蜜月套房，浴室里配备心形浴缸，但是由于多年失修，于2001年关闭。2007年，缥缈山庄赌场在原址开业。当地法院位于一座破败小楼的二层，楼下是精华美甲水疗店(Elite Nails and Spa)。小楼正面没有任何政府标志，也没有代表公正的天平——没有任何东西能把它与宾夕法尼亚940号公路两侧普通的商业地产区分开来。门罗县法院分发的指南上让你寻找一个带有甜筒标志的冰淇淋店。法院就在街对面。

在2015年10月一个阴沉寒冷的日子里，谢尔顿·王(Sheldon Wong)、查尔斯·黎(Charles Lai)、肯尼·关(Kenny Kwan)、雷蒙德·林(Raymond Lam)和丹尼尔·李(Daniel Li)受到波科诺派恩斯法院传讯。这五个人都是美国大学亚裔兄弟会派-德尔塔-普赛(Pi Delta Psi)的成员。五名年轻男子都是在皇后区的华裔家庭长大的。那天早上我到法院时，聚集在停车场的一名电视摄像开始跟随我。“我不是来受审的，”我说。他笑了一下，向他的同事们摆了一下头，他们已经活跃起来，把设备扛到了肩上。“呃，等那些家伙看见你，也会跟上来的，”他说。他说对了：一堆摄像机涌了上来。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我不能太责怪他们。这些兄弟当时选择在这里的灰色山中举行入会仪式，无意中使得自己的命运可以由当地人组成的陪审团决定——当地人很想知道这些亚裔男子曾在这里干了些什么。

五名学生中的四名很快到达了，每个人都梳洗一新。谢尔顿·王、查尔斯·黎、肯尼·关和雷蒙德·林穿着合身的西服和尖头鞋，戴着墨镜，看起来更像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电影角色，而非因谋杀罪面临审判的兄弟会成员（丹尼尔·李会在当天晚些时候的另一场听证会上受审）。在法庭外潮湿狭窄的走廊上，这几个兄弟会成员中年龄最大的、当时26岁的肯尼·关突然开始啜泣。查尔斯·黎用一只胳膊搂着他，安慰他，同时阴郁地盯着在笔记本上匆忙记录的记者们。第二天上午，《纽约每日新闻报》(The New York Daily News)报道称，“一名兄弟会暴徒”在周四“受审前像孩子一样大哭”。

被告的朋友和家人坐在法庭后部，神情麻木，两眼放空。审判开始后，被告的年轻亲属在走廊里悄悄地为年长的亲属翻译理查德·S·克莱普尔法官(Richard S. Claypool)和一小群辩护律师之间的问候，以及漫长的起诉书宣读过程，罪名包括欺辱新生、妨碍调查、人身侵犯、合谋以及三级谋杀。

克莱普尔身材高大，已经谢顶，看上去好像睡觉都穿着法官袍。辩方律师试图减少50万美元的保释金，把自己的客户描述为全部没有犯罪纪录的守法公民，对此克莱普尔似乎不为所动。“我知道出现在我面前的会是几个衣着得体、积极配合的小孩子，”克莱普尔拖着平淡的语调说。“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和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是不同的。读过书面证词会发现，这些孩子们的判断力很差。”之后克莱普尔的温和态度变成了近乎愤怒：“审阅起诉书时，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检察官办公室同意了最低金额。50万美元的保释金不会变。”

现在到了明确谁可以取保、谁需要入狱的环节。律师们低声指示自己的客户，后者努力为显然很受打击的父母们摆出勇敢的样子。其后雷蒙德·林和谢尔顿·王与律师一起离开。当时无法提供保释金的肯尼·关与查尔斯·黎被戴上手铐送往旁边的房间。（最后肯尼·关获得了保释，丹尼尔·李以较少的15万美元获得保释）。

在外面，媒体等待着肯尼·关和查尔斯·黎被带到一辆等候的警车上，这期间我跟一个亚裔电视新闻制作人聊了聊，她也是从纽约来的。“我在想象我父母会对这一切怎么看，”她说。我们在进行的是那种任何边缘群体内部都常见的对话，你可以放松神经，不必什么都解释一番。我有点荒唐地告诉她，如果我被指控谋杀，我宁愿假装自己死了，也不让父母知道。

被告的家人零零散散地走出法院大门，一些人举起胳膊挡着脸，不想被拍到。

“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制作人小声问道。

邓俊贤(Michael Deng)和那些因谋杀他而遭到起诉的派-德尔塔-普赛兄弟会成员们一样，是来自别的城镇的华裔美国学生。他的父亲是一个中国商人，于1990年获得了《移民法》为高技能工人签发的签证，与妻子一起搬到肯尼迪机场南端附近的长岛海滨城市长滩。邓夫人发现，过渡期比她想象中更困难。“我怀孕害口——美国的食物对我来说太寡淡了——而且我一直都觉得饿，”她半用英文半用中文告诉我。（因为邓氏夫妇想尽量保留隐私，所以她要求只用姓氏称呼她）。长滩看上去没有什么亚洲社区，也没有让人满意的中餐馆，所以这对待产的夫妇搬到了皇后区北部的法拉盛，那里到处都是移民。

1995年邓俊贤出生时，母亲觉得他需要起个美国名字。她找到一个最受欢迎的美国男孩名字排名，选择了排在第一的“迈克尔”。迈克尔的父亲为了工作在中美之间往返，迈克尔和母亲则艰难地适应着美国生活中各种平凡的调整和小小的羞辱——新食品杂货店、新公交系统，充满各种小团体的移民聚会，其他人看上去可能和你很像，但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和你一点都不像。

迈克尔很快适应了皇后区的亚裔小环境。1990年，亚裔占法拉盛人口的22.1％。到2010年，这一数字突破了70％。这个人群开始渐渐打入附近的中产阶级社区，比如贝塞(Bayside)，那里的学校比较好，安静的街道两边坐落着相对宽敞的房子，房子前面还有整洁、方正的草坪。迈克尔进了贝塞的74中学，当时学校的学生主要是亚裔。

迈克尔的母亲辞去工作，辅导迈克尔在学校里读的科目。“数学和科学方面我当然可以帮他，”她说。“但是英文和历史——那些东西——我只能鼓励他努力跟上。”空闲时间，迈克尔活跃在贝塞的手球场，成了一名优秀的球员。八年级时，他参加了纽约市的特殊高中入学考试，进入了布朗克斯科学高中(Bronx Science)，这是纽约一流的择优录取公立学校，与斯泰弗森特高中(Stuyvesant)和布鲁克林技术高中(Brooklyn Tech)齐名。

和74中学一样，布朗克斯科学高中的学生主要是亚裔。学校里有法拉盛亚裔小圈子，曼哈顿亚裔小圈子，布鲁克林日落公园亚裔小圈子。这些团体最初可能是根据移民模式、学区和房地产开发区形成的，但是随着学生们长期接受标准化考试辅导，参加周末的中文或韩文语言课程，长时间乘坐地铁来到布朗克斯，这些圈子还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这些漫长的旅行之中，迈克尔和威廉·袁(William Yuan)熟识起来。他们在艺术课上结识，打算逃课去玩手球，很快就成了朋友。

邓俊贤和威廉·袁都很受欢迎，他俩不完全属于布朗克斯科学高中那群喜欢热闹派对的学生，但是也不怎么书呆子气。我问威廉·袁他和朋友们平时都玩什么，他描述了一种对于任何在美国的亚裔聚居地长大的人来说都很熟悉的生活：珍珠奶茶店、精灵宝可梦、学习小组、有钱的FOB（是指“刚下船”的亚洲移民），还有父母们不公平的过度关注，他们总觉得需要给孩子施加压力，但是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上的无知，他们往往不知道孩子们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

“我们会玩英雄联盟(League of Legends)”——一种多人电脑游戏——“打手球，吃饭，”威廉·袁描述他们典型的周末。“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像是一种简单的生活，但对我们来说从来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出来玩的时候，几乎只和中国孩子混在一起，但这并不是种族主义之类的东西。我觉得物以类聚，这是人类的天性。”

要上大学时，邓俊贤面临选择，要么和威廉·袁一起到长岛石溪大学就读，要么去上当地的学校。他不想离开母亲，所以决定到进入巴鲁克学院(Baruch College)，这个走读学校属于纽约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整个校园只有几座大楼，位于曼哈顿格拉梅西公园附近。巴鲁克学院的大部分学生都住在校外，但是邓俊贤希望大学生活能够更像他在电影里看过的那样——恶作剧、姑娘，还有离开父母的自由——所以他搬进了附近的宿舍。他被分配的室友是来自长岛的18岁新生杰伊·陈(Jay Chen)。邓俊贤和杰伊·陈试图建立自己的小小校园生活，邓俊贤充当自大、世故的领导者角色，杰伊·陈扮演他的副手。邓俊贤逝世两年后，杰伊·陈为缅怀老友，给他写了一封信，回忆两人共度的时光：“我记得大一那年，我过生日的时候，你带回六箱科罗娜啤酒为我庆祝。我从来没问过你是怎么弄到的，只是很开心。当然，我们这种人手头是没有开瓶器的。所以眼前的头等大事自然就是想办法不用开瓶器打开酒瓶。拜你所赐，我现在知道900种不用开瓶器就能打开瓶子的办法。”

巴鲁克校园里小小的社交生活主要来自于它的小型希腊式体系，大一新生，特别是那些对校园生活感兴趣的人，都会被尽力招募。晚上，邓俊贤和杰伊·陈躺在房间里的床上，讨论是否加入巴鲁奇的两个大型亚裔兄弟会——派-德尔塔-普赛和人中王(Lambda Phi Epsilon)。杰伊·陈觉得兄弟会不适合他。邓俊贤选择了派-德尔塔-普赛。

“迈克尔回家后就给我讲起他遇到的各种人物，”杰伊·陈说。“起初他似乎还很热心。但是随着入会活动继续下去，他似乎变得更加疲惫，他变得不那么正常了。我们之间的交谈少了，每次他回家总是疲惫不堪，通常直接去睡觉。”

感恩节的周末，邓俊贤回到法拉盛。他在巴鲁克结交的新朋友们有很多都住在附近，他们也来他家拜访。当时邓俊贤已经开始和一个来自巴鲁克的亚裔女生联谊会成员约会，她也是从小在皇后区长大，住的地方离邓家只有几英里远。她告诉他，她们家在感恩节假期没有吃火鸡，所以邓俊贤就让妈妈比平常多做点饭，把多出来的一盒饭给了她家。他没有告诉母亲、女友或杰伊·陈，自己即将前往波科诺斯。

“亚裔美国人”是一个大体上没什么意义的说法。没有谁是说亚裔美国语长大的，没有谁和自己的亚裔美国家长一起吃亚裔美国食物，也没有谁回到自己的祖国亚裔美国去朝圣。邓俊贤以及他在兄弟会的朋友出身于华裔家庭，成长于皇后区，与我毫无共同之处——我在韩国出生，在波士顿和北卡罗来纳州长大成人。但我们基本承受着一些共同的刻板印象——虎妈，音乐课，不经审视的通往成功之路——不管它们被如何定义。我发现，自己作为韩裔的成长经历，与美国的犹太及西非移民的子女，而非中国和日本移民的子女更为相像。我和后者唯一的共同点是心怀同样的焦虑：我们中如果有一个被按在墙上，接着极有可能轮到另一个人。

歧视真的是把亚裔美国人联系起来的东西。早期的一些致力于亚裔美国人研究的学者，出自第三世界解放运动阵线(The Third World Liberation Front)，那是一个与大学校园内主要着眼于欧洲裔美国人问题的倾向相对抗的组织。当亚裔美国研究项目于1970年代初开始在加州开枝散叶的时候，其课程源自关于压迫的个人叙事，以及通过发掘共通的艰辛而形成的团结一致。1971年出版的《根源：美国亚裔读本》(Roots: An Asian-American Reader)，是最早一批被提供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亚裔美国学生的教科书之一；其编辑曾写道，英文书名中的“Roots”，并不是指某种共同的亚洲血统，而是指“美国亚裔所面临的问题的‘根源’”。

给亚裔美国人身份下定义的项目原本主要以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以及一些西海岸大学为限，直到1982年。那一年，在底特律一家汽车工程公司工作的陈果仁(Vincent Chin)，被一群暴徒殴打致死——那些人把美国汽车市场的滑坡归咎于来自日本人的竞争。当行凶者仅被处以缓刑及3000美元罚金的时候，抗议者纷纷涌上美国诸多城市的街头，进而催生出泛亚裔的团结。把人们团结起来的是这样一种意识：如果进口自日本的汽车可以让身为中国移民之子的陈果仁被杀，那么“亚裔美国人”身份的概念就有其影响。

“他的死亡是一个重大的觉醒时刻，”韩裔美国电影导演、前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成员崔明慧(Christine Choy)对我说。“这件事刺激了很多人，他们表示无法再忍受下去，不能就这么放任自流，必须有某些立法或政治要求。”

陈果仁去世之时，美国大学的人口构成刚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在《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通过之后涌入美国的上百万亚裔移民的孩子长大了。从1976年至2008年，被四年制大学录取的亚裔美国学生的人数增长到原来的六倍。这些年轻人中，有很多人毕业于相同的精英学校，去相同的教堂，在相同的补习班上学习，但从来没人跟他们解释他们的亚裔身分，至少是没用多文化学术界的规范语言解释。

他们发现自己身处关于平权法案的国家辩论的中心。在80年代中期，学生和教授开始指责布朗大学(Brown)、斯坦佛大学(Stanford)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等精英大学用配额限制亚裔学生的数量。在那些大学否认这些指责之后，校园里掀起了一场运动，要求设立更多亚裔美国研究课程，以及亚裔美国俱乐部、学生组织和社交俱乐部，最后，还有兄弟会。这场争论仍在继续，而且依然激烈。2014年，反对平权法案的一个组织起诉了哈佛大学，指控它在招生过程中歧视亚裔美国学生。这起诉讼至今没有结果，它启发一个由64个亚裔美国组织组成的联盟在次年对哈佛提起诉讼。本月，司法部公布了一份备忘录，表明该机构计划调查2015年的那起诉讼，这两起诉讼也因此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崔明慧和雷妮·田岛-佩尼亚(Renee Tajima-Peña)于1989年执导的纪录片《谁杀死了陈果仁》(Who Killed Vincent Chin?)在美国各地的亚裔美国研究课堂上播放。在之后的十年里，一种集体身分逐渐形成，它植根于陈果仁的死以及对平权法案的争论，但是对那些以华裔、韩裔、日裔和菲律宾裔身分长大的人来说，这个集体身分依然显得陌生。不管是在学术研究中还是在私下的日常谈话中，这个词都不准确，而且只局限在学术界。到了90年代初，洛杉矶的骚乱将亚裔美国人推上了全国的舞台，关于“根源”的热烈讨论已经基本上被一种畏缩的、学术性的恐惧症所取代，它试图弄清为什么亚裔的店铺——尤其是韩裔的店铺——会成为暴徒打击的对象，但它没有提问的平台，也缺乏提问的信心。

现代亚裔美国兄弟会诞生于80年代的抗议，以及亚裔美国学生在校园里日益感受到的孤立。获得全国亚太及印度美国大学校友会协会(National Asian Pacific Islander Desi American Panhellenic Association)认可的18个亚裔美国兄弟会和女生联谊会中有16个是在1990年至2000年创立的。它们的宗旨声明承诺“塑造成功的领导者”，服务社会，以及唤醒“社区意识”。这些兄弟会和女生联谊会的讯息惊人地相似——团结起来，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用兄弟姐妹情谊建立专业高效的校友网络。入会仪式往往是宣传模糊的泛亚洲身分，这个身份反映出亚裔美国学术研究与活动的历史，但是由于多年的冷漠，它的迫切性已经慢慢消失。

1994年，也就是邓俊贤的父母从中国移民到美国的那一年，宾厄姆顿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的11名学生成立了派-德尔塔-普赛兄弟会(Pi Delta Psi)的第一个分会。到2000年，该兄弟会已在四个州的11所大学设有分部。最初，兄弟们用自己在亚裔美国研究课程中学到的零星知识拼凑出一个宗旨。每个兄弟会分会的“教导员”都为宣誓入会者设计了一个课程。有几周会用于研究一些可以想见的话题，比如民族食物或亚洲国旗的起源，但重点主要是在亚裔美国人经历的种族歧视案例上。在过去20年里，每个分会的课程都略有改变。比如，在一个“环节”（这是兄弟会对教育活动的称呼）当中，入会者要研究陈果仁被害案，并撰写报告。另一个环节的重点是洛杉矶骚乱以及它对韩裔小生意人的灾难性影响。大约就是在邓俊贤被害那个时期，兄弟会还计划推出一个关注陈宇晖(Danny Chen)之死的环节，陈宇晖是一个来自曼哈顿中国城的年轻人，在军中遭受捉弄后自杀身亡。“有点像获得期中学分，”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的派-德尔塔-普赛兄弟会校友莱克斯·恩戈托(Lex Ngoto)对我说，他现在在银行业工作。“我们甚至会在教室里开会，领取作业和报告。然后兄弟们会给我们做测试，如果我们有问题答不上来，就得做俯卧撑。”他还说：“最后，我很感激它。我高中时就跟亚裔孩子一起玩，但我们并没有真正觉悟到其中的意义。了解我们——我是指亚裔美国人——的遭遇之后，我看清了很多东西。”

我采访的很多派-德尔塔-普赛兄弟会的校友都表达了类似的感触：通过了解共同的苦难史而产生亲情，通过教育获得觉醒。他们也提到了那些宣誓环节，听上去更像典型的戏弄新生活动，有时甚至只是可笑而无害的。他们总是穿着黑色汗衫或军装，进行信任背摔、寻宝搜索等活动，还有一个环节叫“分开与征服”——在这个环节里，几名入会者被送到不同地点，不许带手机，然后根据指示，在一个预定的会面地点找到彼此。在正式成为兄弟会成员之前，入会者要经历“地狱般的一周”，不能睡觉，还要背着通常装满砖块、混凝土块或保龄球的书包。

不是所有派-德尔塔-普赛兄弟会的入会者都经历了深刻的种族觉醒。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分会的一名前成员告诉我，他对这个兄弟会的文化课程怀有矛盾的感觉。“这个兄弟会声称他们想提高亚裔美国人的觉悟，但那全是瞎扯，”他说。“实际上就是玩乐，然后感觉你好像属于什么组织。”我采访过的派-德尔塔-普赛兄弟会校友都表示，俯卧撑是最常见的一种体罚。布法罗分校分会的那名成员回忆，在他的入会仪式上，他被蒙上眼睛数小时，还被推进垃圾堆。所有人都回忆曾在一个被称为“玻璃天花板”的仪式中遭到殴打。

2013年12月一个阴冷的上午，邓俊贤准备打破“玻璃天花板”，他穿着黑色帽衫、黑色运动裤和军靴。他的背包里有一瓶水和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他对亚裔美国人遭受压迫的一些想法。

之前一晚，邓俊贤和几名同学从纽约市开车来到波科诺斯市唐克汉诺克镇，这里是一个小小的社区，他们进了坎德尔伍德大道上的一栋房子，这里整个周末都被租了下来。它宽敞朴素，这种空旷的风格在不缺土地的小镇很常见。平坦的后院里长满了草，四周种着一排单薄的小树，邓俊贤和另外几位入会者将在这里举行加入派-德尔塔-普赛兄弟会的仪式。

纽约市立大学巴鲁克学院(Baruch)和皇后区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年长的兄弟们在半夜陆续到来，邓俊贤和其他入会者给他们上菜，发牌，并且开始举行兄弟会的一些入会仪式，包括匍匐穿过庭院的“巴丹死亡行军”——这是一种亚裔团结活动，用来让入会者体验日本皇军对菲律宾战俘的折磨。

在午夜过后的某个时间，兄弟们聚集起来举行玻璃天花板仪式，它是该兄弟会最重要的一个仪式，也被称为严酷考验(Gauntlet)，简称“G”，每个分会的形式略有不同，但大致包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入会者被蒙上眼睛，同指派给他的“大哥”（一个年长的兄弟会成员）分开，他们中间隔着一排胳膊挽在一起的兄弟。这道人墙主要是象征着被迫接受亚洲男人软弱、爱拍马屁的美国偏见与实现辉煌成功和男子气概之间的那道障碍。大哥呼喊入会者（也就是“小弟”）的名字，入会者把胳膊抱在胸前，向着大哥的声音走去。他很快会撞到兄弟们的人墙上，他们会说他是“中国佬”、“东方佬”以及他们能想到的任何种族歧视蔑称。咒骂大约持续十多分钟。在第二个阶段，入会者被指示冲过兄弟们组成的人墙，而他们会轮流把他推回起点。第三个阶段跟第二个阶段没有很大差别：宣誓者依然被蒙着眼睛，向着大哥的声音走，但这次，他不是被推回去，而是被打倒在地，在有些分会，甚至会对入会者擒抱摔打。一旦入会教导员认为入会者受的苦已经够了，就会叫停，然后可能会问他，你为什么不叫兄弟们帮忙呢？

我不知道要去求助，入会者这样回答。

向你的兄弟们求助吧，入会教导员指示。

入会者要求帮助。他的兄弟们在他身后站成一条线，以整齐划一的动作庄严地指导他到他的“老大”那里去。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入会者应当想念他的父母、思考他们身为移民所作出的牺牲，他们曾面对的羞辱，以及亚裔在美国生活所面对的隐形压迫。那些推搡、摔打和种族主义的辱骂意在从肉体层面体现他们的斗争。在最后一段路上，所有的兄弟会成员将入会者引向他的“老大”，这是为了教导他，与亚裔同胞团结一致是他在白人世界中取得成功的唯一希望。

正式来说，邓俊贤入会时遭受的这种摔打是不被全国兄弟会允许的。派-德尔塔-普赛的律师称其为“直接违反兄弟会的政策”。但是，来自几个不同学院的前成员都告诉我，“玻璃天花板”在这个兄弟会的文化中可谓根深蒂固。邓俊贤去世时，丹尼尔·李担任巴鲁克学院的派-德尔塔-普赛兄弟会会长，他对法庭讲述他们在该校如何实施这个仪式，他说，“在现实中，”派-德尔塔-普赛兄弟会的全国领导人“知道发生着什么”。

邓俊贤在最后一堂入会课上接受了玻璃天花板的考验。他通过了前两个阶段，但在第三个阶段中期，他在遭到一次摔打攻击之后踉踉跄跄地站起来。然后，根据丹尼尔·李的证词，入会助理肯尼·关从10到15英尺之外全速冲向邓俊贤，把他撞倒在地。这一次他没能站起来。

丹尼尔·李当时21岁，后来他告诉检察机关，邓俊贤倒下后发出了“呻吟声”。据丹尼尔·李的证词，当时21岁的入会教导员谢尔顿·王扶起邓俊贤，在其他人帮助下把他带进租来的房间。邓俊贤的“老大”，当时23岁的查尔斯·黎告诉探员，邓俊贤的身体“直挺挺的，像木板一样”。兄弟会的成员们脱下他那被霜雪浸透的潮湿冰凉的衣服把他放在壁炉边，给他盖上毯子。根据警方的时间表，凌晨5点05分，一名兄弟打电话给当护士的女朋友，问她是什么情况可能导致邓俊贤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八分钟后，另一名兄弟用谷歌搜索了“清醒”和“不清醒”。凌晨5点55分，一个名叫雷维尔·邓(Revel Deng)的兄弟会成员四次发短信给朋友，询问关于他祖父从楼梯上跌倒后去世的情形。在此期间，身在波科诺斯的30多名兄弟会成员中没有一个人呼叫救急号码。根据一份对探员做出的口供，之所以没有人叫救护车，是因为有人查询费用之后，觉得价钱太高。

凌晨6点左右，谢尔顿·王、查尔斯·黎和另一名兄弟将邓俊贤带到盖辛格怀俄明谷医院急诊室。不久后，邓俊贤的母亲于上午6:42接到医院电话，通知她她的儿子正处于昏迷状态，问他是否有药物过敏。医院也联系了当地警方。

查尔斯·黎在医院等待“小弟”的消息期间开始发送短信，警察后来发现了他发给派-德尔塔-普赛兄弟会的全国会长孟昭安(Andy Meng)的消息，孟昭安的姐姐孟昭文(Grace Meng)是代表皇后区第六选区的国会议员，该选区主要由亚裔构成。上午7:25，查尔斯·黎给雷维尔·邓发短信：“把所有东西都收起来”。在医院里，查尔斯·黎告诉一个探员，他和一个全国兄弟会的兄弟联系过；他电话中的短信表明，孟昭安鼓励他们隐藏兄弟会的物品。

孟昭安的律师迈克尔·A·文特雷拉(Michael A. Ventrella)表示，孟昭安一直与警方合作。“他当时不在现场，”文特雷拉说，“是事后才了解相关情况的。在他的管理之下，兄弟会之前已经发布了严格的准则，禁止发生这种行为。”（雷维尔·邓、查尔斯·黎和雷蒙德·林拒绝为本文置评。）

第二天早上，邓俊贤在母亲陪伴之下去世。后来一名法医病理学家确定他死于头部多次创伤性损伤，而且治疗的延误对他的死亡“产生重大影响”。

 2015年11月末，派-德尔塔-普赛(Pi Delta Psi)兄弟会成员的第二个开庭日在距孛可诺松林区(Pocono Pines)25分钟车程的斯特劳兹堡(Stroudsburg)举行。关、林、王三人都穿着似乎是一个月前穿的西装，陪伴他们的是同样坐立不安的律师团队。不久后，穿着监狱灰色衣服、戴着手铐的查尔斯·黎(Charles Lai)出现了：他的家人没能成功将他保释。他几乎有些过分殷勤地对兄弟们点了点头，似乎是想表示歉意，但他在诉讼过程的开始一直都只是专心地盯着远处的墙。一名警官对他们掩盖证据的罪行作证，律师团队提交了几项动议，随后检察官办公室让现已是派-德尔塔-普赛前任主席的丹尼尔·李(Daniel Li)起立。在一小时结结巴巴、磨人的证词中，李说他看到了林、黎、关三人相继抱住并摔倒了邓，使他在最后一击之后陷入了昏迷。当所有人都在苦思冥想该做什么的时候，李说，他已经睡下了，错过了整个掩盖证据的过程。

李证实称，四名剩下的兄弟瘫坐在椅子上，盯着自己的手。当所谓的“叛徒”采取立场的时候，法院中并没有上演黑社会电影中的那种戏剧场面；没有人盯着李，也没有人怒气冲冲地与律师密谈。相反，法庭内弥漫着尴尬的沉默，一部分是因为如果不是检察官再次提示他，他可能也答不上来，同时也是因为一个有关团结一致的谎言在这些年轻男子面前揭穿，他们之前竟然愚蠢地相信了这个谎言。因为李配合指证了四名兄弟，宾夕法尼亚州减轻了对他的指控，不再包括谋杀罪，同时也推迟了他的审判程序。

2016年5月的一个周日造成，一名叫Rekstizzy的韩国说唱歌手朋友给我发了一则短信。Rek是他更为人知的名字，他在皇后区长大。和邓俊贤一样，他也是从布朗克斯科学高中(Bronx Science)毕业。现在Rek住在洛杉矶，运作着一个旨在从所谓的另类右派手中夺回名为佩佩(Pepe)的卡通青蛙的运动。但他最初是在2012年联系我的，当时还是林书豪(Jeremy Lin)在纽约尼克斯队(New York Knicks)短暂的神奇巅峰时期，他已经是皇后区亚洲人的代表了。这包括了一个亚洲人的文化博客——美国人将其称为Gumship，还有一系列YouTube视频，Rek在其中向禁欲的男性介绍像Hello Kitty一样可爱的产品可带来的乐趣。Rek在宾汉顿大学(Binghamton)上学期间，曾考虑过加入派-德尔塔-普赛，他在短信中告诉我说他当时正在拉斯维加斯跟几个“兄弟会的兄弟”参加派对。其中一人向他透露说他被控谋杀，他感到非常彷徨无助。这个人正是肯尼·关(Kenny Kwan)，他就是在法庭掉下眼泪的派-德尔塔-普赛成员。

几天后，关从布鲁克林的家中给我打了电话。他说他听说一名亚裔作者将要从亚裔的角度撰写这个案件。他停顿了一下，问我是否认识作者能写出一篇关于他的故事，其中不带有对亚洲人的偏见。我告诉他说，我非常愿意跟他交谈，但我也想说清楚：我并不是要写一篇使他和他的兄弟免罪的文章，在给我回电之前，他需要先跟律师谈谈。在过去一年，我发现自己一直在想关说的“亚洲人的角度”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是在要求公平，还是在要我选边站？

关并没有给我回电，但他并不是唯一一名想着与我交谈是否会有价值的巴鲁克学院的兄弟。几个月前，我在下曼哈顿区谢尔顿·王(Sheldon Wong)律师的办公室会见了他。王又高又帅，颧骨突出，当他感到不安的时候，他翘起的嘴会抽搐。在孛可诺传讯期间，当王的兄弟们扭动、耷拉着头，尝试盯着勇敢的面孔的时候，王则一直盯着地毯上的一处。在和王会面的时候，王一直在似乎是紧张和安静的诚挚之间切换。在那些更真诚的时刻，我可以看到为什么他可以担当宣誓教员的原因——原因就是，他说，他妈妈一直鼓励他以心理学家作职业。

他的生活，至少在表面上，和邓俊贤没什么差别。他出生在法拉盛，但童年早期在皇后区的牙买加区里一个以意大利裔美国人为主的社区度过。他的母亲在青少年时期从香港移民到纽约，在王5岁时，她离开了他的父亲，一名建筑工人，他们俩搬到了法拉盛，她在那里做餐厅服务员。“我在牙买加的时候，大多数朋友都是那个社区的意大利孩子，”王说。“当我们搬到了法拉盛，那里当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亚洲孩子。我还是仅有的那些其中一个。我的朋友主要是黑人和拉美裔的——我当时会和周围的任何人一起玩。”

王去了皇后区贝赛的185中学读书，距离邓俊贤童年的家仅几英里远。“亚洲孩子总是一起玩，”王说。“小团伙是根据种族和课外活动——体育、社团什么的来划分的。随着时间流逝，我注意到孩子们越来越难走出小圈子，和不同种族的人交谈。”他继续用一种谨慎，几乎文绉绉的方式说：“我知道纽约被认为是一个大熔炉，但如果你来自皇后区，那里更像是一个气泡。你所遇见的人和你自己非常相似。”

在巴鲁克学院读一年级的时候，一名派-德尔塔-普赛兄弟会的“新信徒”（指新加入的兄弟）接触了王。因为巴鲁克学院的通勤-学生文化，更多学生和来自同一城市和高中的朋友社交。派-德尔塔-普赛兄弟会的招揽策略是找到所有符合条件的男生，甚至包括非亚裔的学生，邀请他们加入。王参加了一次会议，和那里的几个男生相处得不错，决定尝试一下兄弟会。

直到他向派-德尔塔-普赛宣誓加入，王说，他都不知道自己的种族过去受过什么样的苦难。他不知道陈果仁(Vincent Chin)之死，也不知道松丰三郎诉美国政府案(Korematsu v. United States)，1944年美国最高法院坚持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的行政命令，将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随着他沉浸在从兄弟会了解到的扭曲但仍具启示性的亚裔美国人被迫害史，他越来越对自己接受的纽约公立学校教育中的空白感到沮丧。王说，这些遗漏是不公平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关注一个种族，或者为什么我们要忽视某个种族，”王说。“有时候，感觉就像发生在亚裔身上的事情不那么重要一样。”

新的教育改变了他；让那些移民家庭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产生距离的沉默开始闭合，生平第一次，王和他的母亲谈了她在美国的早期经历，在这个说着陌生语言的国家里感到了恐惧，在这个以白人为主的国家中，从细小却持续的爆发中她能感受到自己的隐形和无关紧要。他说他从没有像在自己觉醒的那些天里那样亲近母亲。“你知道亚裔家长是什么样的，”王说。“如果你不问，你就不会了解他们的生活。”他开始感到自己是某种东西的一部分。王得到了一次“招标”，他开始了加入兄弟会的程序。在那里，他学到了更多关于亚裔美国人所受的迫害，几年之后，他把同样的课程教给了邓俊贤。

5月15日，邓俊贤死后三年半，关、黎、王、林再次鱼贯走入斯特劳茨伯格法庭。法庭的墙上，暗色调的油画配着落了尘土的红色帷幔，画中是些已经作古的男人。那之前两周，宾夕法尼亚州大学Beta Theta Pi兄弟会的八名成员在另一桩虐死案中被控杀人罪。案件牵涉一个名叫蒂莫西·皮亚萨的18岁新成员。两案颇有相似处：皮亚萨也像邓俊贤一样，经历了一种被称作“铁手套”的仪式之后死亡（但该仪式不包括肉体虐待）。这种相似性让赶来报道的媒体格外多。记者们在法庭外走廊上做准备的时候，很多人的问题都和宾州大学有关。

助理区检察官金伯利·A·麦茨格坐在控方席。她的身体向后倾，注视着越聚越多的人群。家属代表不安地扭动着身子，身下狭窄的木质坐席发出吱呀声。但这一次，被告眼中没有上次出庭时那种安慰和回避的眼神。麦茨格简要概述他们在邓俊贤之死中所发挥的作用（撞人的行为、那些短信、没有及时呼叫医护人员，以及匆忙中销毁有关兄弟会身份的证据）的时候，他们没有彼此看对方。法官问他们，是否理解他们所作申辩的意义。他们同时低声回答：“理解”。

对于故意杀人和拒捕指控，派-德尔塔-普赛兄弟会成员选择有罪申辩。（大约30名成员，包括安迪·孟和来福尔·邓，仍在邓俊贤一案中面临较轻的指控。兄弟会本身也被控三级谋杀和其他罪名。邓俊贤家人还对被告提起了民事诉讼。）上述四名主要被告要到年底才会获得量刑。根据宾夕法尼亚的法规，针对无前科的被告，这些罪名的推荐刑期是22到33个月。

亚裔是美国人中最孤独的群体。80年代的集体政治意识已经被一种无声的、无人理会的孤立取代。那种孤立来自这样一种认识：你可以出生在美国，你可以成绩优异、经济条件优沃，但你仍然感到在这个国家的公共话语中无足重轻。当前，亚裔美国人中对于团结的理解是模糊和漫画式的，仅限于家庭野餐时的闲聊，或者酒醉之后关于菜肴的讨论，让在座的每个人想起他们母亲的厨艺。此外的一切都是困惑，不知道该站在哪一边，因为选择站在我们自己这边很少是一种可能的选项。对多数美国人来说，亚裔的骄傲是一个可笑的概念。种族歧视事件发生之后，也不会引起真正的大声抗议。有人提出种族歧视问题，也会很快被否定。共同的历史只有通过陈年旧事去体会：陈果仁被害案、是松案、巴丹死亡行军，以及我们在共同经历这些事件的幻觉。在这个国家，我们已经没有了行为和自我认知的参照点，而亚裔兄弟会也不过是向着寻找身份认同迈出的笨拙的一步。但是，当他们诚实面对自己的亚裔身份，拒绝堕入那熟悉的沉默之时，他们也是在发出一份自我价值的声明。这些孩子们以他们毁灭性的方式，去尝试用一句警语修改那个美国梦，那个曾经把他们的父辈带到这片土地上的美国梦：

他们说，我会成功。但不能没有兄弟！

邓俊贤的家人仍住在皇后区那座陈设简单的两层住宅里。他这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那里度过的。室内唯一可以算作装饰的是一只玻璃橱柜，还有壁炉架台上摆满的邓俊贤的各种奖杯。和他的母亲谈话时，我们坐在皮沙发上；沙发一尘不染，完全看不到家里有孩子的迹象。邓俊贤的父亲坐在一边，已见稀疏的头发被染过，向后梳，手局促地放在膝盖上。每当她谈及任何无关儿子小时候的事，她就从普通话转换成英语。孩子的父亲还没学会英语。她在遵照医嘱：他不久前做过一个心脏手术，医生要求他避免诱发焦虑的活动，包括谈及他死去的儿子。

邓俊贤的母亲带我上楼去他的房间：一间卧室，窗帘拉着；一间书房，有一张精美的深色木质书桌，仿佛是从某个电视剧中律师的办公室里淘回来的。她说，自从邓俊贤去巴鲁克，她就没动过这两个房间。书架上摆放着SAT备考书和几本作文本。在本子上，他用工整圆润而稍向左倾斜的字体，描述着他对Ace手球的看法、纽约市特殊高中的细分情况，还有他对自己周围世界的种种观察。2008年10月，他上八年级时，邓俊贤这样写道：“穿一件大衣，去Alley Pond Park，跑到一棵树下（为了躲雪），看着雪花飘落到树上和地上，我最喜欢这样打发冬日的时光。”

他的母亲为我描述她在波科诺派恩斯医院度过的那个夜晚。儿子已经没有希望了，但她决定让他保持呼吸，好让孩子的父亲有时间从中国赶来。那个晚上，她守在孩子身边，在他的手臂上针灸，竭尽全力地想要挽救孩子的生命。“你无法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这样一个健康、快乐的大小伙子身上，”她对我说。“我在中国学的针灸，我想也许我能让他醒过来。医生知道人已经不行了，所以他们也不拦着，因为他们想让我保留那么一刻的希望，希望我能让他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