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在近期一次演讲中警告，中美关系维持过去40年正常交往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中美关系将进入长期非常动荡，充满对抗的不确定时期，中国正处于非常重要的历史关头，如果决策失误将影响未来30到50年的国运。
以下是演讲录音和整理稿，录音整理稿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经济学家圈”（dalianpapapa）
今年以来从中央政府的角度讲、从中国宏观经济的角度讲我们在两个方面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
一方面是中美关系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到现在应该是非常困难，这种局面应该是过去40年没有过的，甚至是1972年中美恢复交往以来所没有过的局面；
另一方面是我们在“去杠杆”层面，这个国内内政层面最为重要的领域也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幸运的是在过去两到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政府在很多具体政策层面上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调整，这种调整暂时稳定了资本市场，但应该说在内外环境中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所以接下来我想围绕这两个题目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分享。
我们知道今年是山西证券30周年，但我们也知道，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整整40年之前，在小平同志的主导下，中国的现代历史掀开了波澜壮阔的新篇章，回顾过去40年，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步，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人，我想每个人难免都会心潮澎湃。但从我的角度来看，很少有人会仔细地去想一想在1978年底小平同志刚刚开始主导中央工作时他在想什么、他在做什么，或者说他做了哪些影响全局、影响深远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些战略决策奠定了40年高速发展非常重要的基础。
小平同志在1978、1979年做了很多工作，但可能很多人没有仔细想，小平同志当时还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我觉得深入思考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的人不会太多。小平同志在1978年复出以后作出了一个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全局的工作，这一工作现在在我看到的范围内没有特别公开地讨论，就是决定打越南。
1978年小平同志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不久，从我个人的认识、视野，包括我去接触当时与决策有关的一些人士，去请教一些中美关系的专家，1978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在改革开放重大决策中所作出的第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决策就是中越自卫反击作战，这个反击作战影响了中国之后几十年的历史。但为什么呢？
1979年之前中国曾经花很大的力量实施了抗美援越的斗争，大量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个人身份进入越南，使用越南的军装、使用越南军队的番号参与了抗美援越，一段时间里中国和越南也是“同志+兄弟”的关系，尽管在毛主席去世前后中越之间有一些矛盾，但这种矛盾似乎没有到兵戎相见的程度，但1979年小平同志毅然决定对越南用兵。回头来看，这一用兵对于我们打开改革开放的全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故事从哪里说起呢？小平同志本人这样讲过，而且我们回头去看历史也是这样的，现在中央也是坚持这样的说法：中国的对外开放就是对美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是对苏联开放、不是对东欧开放、不是对印度开放、不是对非洲开放、不是对拉丁美洲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就是对美开放。
我们回顾过去40年的历史也清楚地看到，所谓改革开放在开放这一层面上的核心是发展一个非常友好的中美关系，使得中美两国能够正常交往、正常做生意，在这一前提下中国跟整个西方世界可以正常交往，中国跟西方世界之外的其它国家才能够正常交往。
那么问题在于中国对外开放是对美开放，它就难免有一个前提是美国要接纳你，中国决定对美国开放，它一定有一个前提是美国愿意接纳你。但是美国为什么要接纳你呢？ 中美在朝鲜有很大的问题，抗美援朝，中美在越南有很大的问题，抗美援越，包括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吃了大亏，这是美国海外用兵以来第一次非常严重的挫败。而且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和美国所倡导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为什么美国要接纳中国？为什么美国愿意接纳中国、愿意支持中国的开放政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我们打开《水浒传》，梁山好汉在梁山里立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帜，很多人纷纷投奔，投奔梁山不是到了梁山聚义天下，我来投奔就可以的，革命程序不是这样的。革命程序是，你要投奔梁山，你必须有投名状，你要是朝廷的奸细怎么办？你要是明里投奔暗里坏我的事怎么办？你要是和朝廷勾结在一起怎么办呢？所以投奔梁山必须有投名状，我们翻开《水浒传》就能看到。
一般的投名状是什么？去山下杀个人，去山下随便杀个平民，然后提着人头上来，这样就与朝廷结下了死仇，成为了通辑犯、杀人犯，轻易不会跟朝廷搞到一起，这样梁山可以接纳你。
小平同志打越南就是送给美国的“投名状”
小平同志打越南这一重大决策就是送给美国的“投名状”，这使得美国非常感动，并且愿意非常坚决地拥抱和支持中国，我这种说法不是个人乱猜，而是请教了当时陪同小平同志访问美国的要人，包括请教了很多专门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因为我一直是这么想的，我请教了社科院专门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他做过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参赞，现在也是很高级别的研究人员，包括当年李慎之和冀朝铸陪同小平同志访美，以前有机会我向他们做过请教。
小平同志跟卡特总统会谈完以后1979年访美，正式程序结束以后把所有的人赶到屋外，只有小平同志、卡特总统和两个翻译，中方的翻译是冀朝铸，然后小平同志跟卡特说，“我们准备打越南”，卡特总统很吃惊，有一段时间说不出话来，紧接着拿出一支笔、一张纸，开始开列清单，这个清单就是美国马上准备提供给中国的武器装备。一个对美关系的专家告诉我，美国当时提供给中国军事援助的等级超过了对盟国的水平，它的很多武器连英国都不卖，它不卖给它的盟国，但当时卖给中国。然后美国迅速把中美关系提升为“友好的非盟国”，就是中国不是美国的盟国，但是是一个友好国家，可以视同盟国，在很多待遇上享有比盟国更优先的待遇。
为什么美国愿意这么做呢？两个原因：
一、美国以前在越南吃了大亏，所以美国人在越南问题上有心结。
二、美国跟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彼此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在亚洲，越南是苏联的小兄弟，中国没***去教训苏联，但如果（中国）把越南像递“投名状”一样砍了，表明跟苏联集团彻底决裂，表明向美国彻底转向。
因为这样的原因，打开了中美关系全新的大局，而这一大局奠定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战略的基础，奠定了中国过去40年迅速增长和快速发展的基础。
所以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并不是他随随便便经过长期思考，出来以后主持工作，“咱们发展经济吧”，并不是这样简单。他是通盘考虑了世界局势，然后在非常关键的历史转折点上冒了一定的风险。尽管中越当时自卫反击战打得很艰苦，但是我们知道当时中国军队的主力全在中国北方。
当年在海拉尔（离中蒙边境非常近）的铁路沿线上全都是炸药，整个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都处在高度戒备的状态，虽然战争是在中越边境发生的，但中苏边境是极其紧张的。苏联没有对中国动兵，一个原因是卡特总统告诉小平，苏联150个常规师都在东欧，中苏边境兵力十分空虚，更为重要的是，小平同志是从美国回来以后打的越南，苏联人摸不透中国跟美国做了什么交易，他摸不透一旦对中国用兵美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所以投鼠忌器，不敢采取行动。而从中国的角度来讲，这是小平同志赌上国运，冒了相当大的风险，但这次以中越自卫反击战作为交易的冒险打开了中美关系全新的局面，打开了中国过去40年对外开放的全新局面。
如果没有这次自卫反击作战，没有中美关系正常，甚至是蜜月般的交往，我们过去40年的经济建设绝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似乎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也不太可能有山西证券，也不太可能有山西证券过去30年的辉煌发展。
回顾过去40年，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对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无比钦佩，也为他老人家在中国改革开放如此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关口作出的决策表示由衷地敬佩和深深地思念。
我讲这个背景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今年中美关系出现了非常大的困难，中美恢复交往是在毛主席时代中苏决裂以后毛主席作出的战略抉择，但在毛主席作出这一战略抉择时中美并没有进入蜜月时期，中美甚至没有建交，只是恢复了正常交往，但在小平同志手里，把中美关系恢复正常交往迅速推升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这一水平是我们40年所看到的所有局面非常关键的基础。
如果我们回顾这40年中美交往的基础，回顾这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我们会看到两个非常重要的转折，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转折都与小平同志的重大决策密切相关。
第一次重要转折毫无疑问是中美建交。中美处于蜜月时期，至少从1979年一直延伸到1991年，中国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美恢复交往，中国与西方世界全部恢复交往，中国可以对外做生意，大量派遣留学生，大量购买先进的机器、装备、生产技术等，可以融入西方世界。
1991年发生了一次影响全局的重大事件，苏联解体。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美国取得了冷战的彻底胜利，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作为美国对付苏联的一颗棋子，它的战略重要性似乎迅速下降，所以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关系向何处去又面临着全新选择。
面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应该说党和政府在当时……有人说是“十分惊慌”，我看有跟政府联系密切的学者出来的说法是“有惊无慌”，慌肯定不是那么慌，吃惊非常地吃惊。在这一重要转折时期，小平同志对中央作出了十六字重要指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绝不当头”。
韬光养晦，绝不当头。这是1991年苏联解体中央对国际局势可能存在一定困惑和迷茫时，小平同志在极其关键的关头给中央作出的指示，“韬光养晦，绝不当头”。如果我们把这八字指示放在当今的格局下来看也是格外有意义的。
紧接着，“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使得中国避免迅速成为美国的下一个对手，当美国取得冷战的胜利以后，苏联集团倒下了，中国是有可能迅速滑为美国下一个战略对手的，在这一背景下小平同志告诫全党“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中央从那以后在很长时间里也忠实地履行了小平同志的遗训，这使得在很长时间里中国没有成为美国下一个战略对手，之所以说“很长时间”，是说从2018年开始，甚至是从2015年开始，美国在越来越把中国视作新的战略对手。包括在今年特朗普总统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之中，已经明确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也许准确的翻译就是“战略对手”。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掀开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新篇章，这一轮的南巡对随后稳定和进一步加速发展中美关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紧接着我围绕这个话题稍微讲一点，回到中美关系现在的局面。
中美关系现在的局面不是影响今年的股票市场，不是影响明年的股票市场，它会影响中国未来30年的国运，甚至会影响中国未来50年的国运。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转折和选择就像我们在1978、1979民时面临的转折和选择是一样的，随着美国越来越有可能率领西方世界把中国视为下一个长期的、最重要的战略挑战者，我们的国运很大程度上是赌在里面，而这次下注跟1978年的下注是一样的。但问题在于现在……有没有1978年小平同志那样的战略远见，那样的远见卓识，这是需要历史来考验的。这不是靠自己吹牛逼能做到的，这是需要经受历史考验的。
我们紧接着回到1992年的南巡。
美国这个国家毫无疑问是过去100年甚至150年这个地球上最成功的国家，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美国的科技和军事实力、美国在全球政治生活之中的影响，在苏联曾经很强大的时期也顶多勉强跟美国可以分庭抗礼，但是苏联解体以后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和实力去挑战美国。实际上美国在1890年时就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当年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跟希特勒的对手（包括苏联、包括英国）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但希特勒始终没敢对美国宣战。当希特勒的参谋问希特勒“美国人这么坏，为什么不干它一下呢？”希特勒说“德国的工业产出毫无疑问在全球数一数二，但是美国的工业产出相比德国的工业产出，美国在天上，德国在地下”。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实力差距就是这样大，所以希特勒不敢贸然对美国发起攻击。
从那以后，美国在1890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以后，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实力进一步迅速增长，达到了一个没人能够挑战的地位，并且在很多时候占据了道德上的制高点。但翻开美国这个国家的历史来看，包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甚至从美国建国以来的历史来看，美国这个国家具有根深蒂固的传教士情结，美国是由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的精英建立起来的国家，这些白人精英在意识形态上、在骨子里有根深蒂固的传教士情结。
所谓传教士情结就是他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并且始终把这一点作为国家对外战略极其重要的基石。如果一个国家愿意接纳，至少愿意接近或者表现为愿意接近美国的意识形态，美国就愿意跟你当朋友，美国就愿意跟你正常交往，美国就愿意对你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美国就愿意帮助你。但是如果美国认为在意识形态上你跟它是格格不入，并且是背道而驰的，它就会把你看作陌生人，看作路人，甚至是看作凶恶的敌人。这是由美国的意识形态决定的，它自从建国以后，美国的白人精英始终有深刻的传教士情结。
我们回到这一点，再来理解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确立了中国要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伟目标，确立了要放手发展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确立了要给经济主体更大的选择自由，这一点在美国的战略家、美国的白人精英看来是在向美国的意识形态靠拢。所以尽管苏联解体了，中国选择了“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战略，并且历史性地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这使得美国不仅没有把中国作为一个对手，而且认为中国正在明确地向美国的意识形态靠近，这使得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蜜月时期。这一重大抉择也是小平同志在1992年作出的。
我昨天跟朋友吃饭，看小平同志的历史，小平同志是一个很懒的人，常常打桥牌，从来不见他访贫问苦，从来不见他深入煤矿，什么深入工厂第一线去慰问工人，从来看不到。……小平同志从来不弄这个，但他每一次都是在关系国运极其重大的战略选择上能够投下重注，而且这一重注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且这一重注站在当时，很多时候是力排众议！
1978年跟美国如此交往，1992年，所有这些都是力排众议。
昨天晚上我在微信上看到一个朋友给我发过来一段话，2001年美国决定欢迎中国加入WTO时克林顿总统在美国国会的一段演讲，克林顿总统说：
“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靠拢，中国人民不但有权利拥有梦想，而且有机会和渠道去实践自己的梦想。这一变化必将带来巨大的经济繁荣，随着巨大经济繁荣的实现，随着中国人民越来越有能力不仅拥有梦想，而且拥有实现梦想的渠道，……。而这一点将是美国政府坚定不渝地推行的目标。”
克林顿总统的这一演讲深刻代表了美国白人精英对中国的期望和看法，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所以在那个背景下，以中国加入WTO为标志，中美关系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有很多力量在支持它，有战略家在支持它、正常和中国做生意的商人…有很多利益在支持它，但总体来讲，在小平同志南巡、中国加入WTO等等背景下，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前所未见、非常和谐的时期。
哈佛大学一位教授有一次演讲时我在现场，他提到，中国加入WTO以后，中美作为相互之间如此重要的贸易伙伴，贸易纠纷和摩擦之少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两个大国经济体量这么大，相互之间的交往如此密切，但贸易摩擦又如此之少，这个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重要的原因是两点，美国的精英对你抱有期望，同时大量输往美国的商品是由美国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每当有一些对中国持有敌对态度/不友好态度的势力试图站出来找茬时，这些商人在参众两院，背后马上就把他们拍死，而美国的战略家也马上会站出来说要“给中国一点时间，给中国一点机会”。
今年元月份时我跟中国一个智库代表团访问华盛顿，这次访问基本拜访了美国主要的经济智库以及绝大部分负责经济决策的内阁部门，比如这次打头阵的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比如说商务部，比如说财政部，实际上我们还拜访了美联储等其它一些经济部门。在以前的拜访中我还拜访了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等，我给大家讲两个相关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中美关系现在有多困难：
在拜访美国商务部的时候，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司长，他也是一个经济学博士，是一个学者，我们是民间代表团，所以大家可以说得比较开放。这个学者讲，当年美国接纳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克林顿总统给美国人民描绘了一幅美好蓝图，这幅美好蓝图的支点是：中国会坚定不移地走向市场经济，……。所以美国的精英接受了这一点，有一些人抱有怀疑态度，但总体上美国精英接受了，给中国一点时间，一点机会。
但是现在，美国主流精英的共识是，当年克林顿总统的许诺忽悠的太大了。克林顿总统当年的忽悠太大了，15年过去了，18年过去了，回头看不是这么回事。……在他们看来，当年克林顿总统的忽悠完全没有兑现，反而给美国制造了一个可怕的敌人。
这个可怕的敌人拥有巨大的经济体量，……如果现在再不采取措施，美国以后也许将会丧失机会和能力去遏制中国。
这种看法是美国主流精英的看法，这时候美国的商人在做什么呢？美国的商人都云集在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他们提出的抱怨是什么呢？是知识产权、是强制技术转让、是国进民退、是不公平的竞争地位、是国有企业/政府在经济之中具有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他们在中国的市场之中不能享受公平的对待，……，他们没有能力与中国政府对抗，所以他们云集在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提出了这么多要求和诉求。
我们跟对方说，你们要打贸易战，要制裁中国，美国也会是利益的付出者，美国也会牺牲，美国的消费者也会受到伤害，美国的利益也会受到伤害…… 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只说了一句话：为有牺牲多壮志。
这句话我把它翻译为了中文，它的英文很长，但我一想意思只有这句话翻译最贴切：为有牺牲多壮志。
中国尽管制裁了美国的大豆，但美国大豆的负责人说了，说可以理解美国政府的选择，可以理解特朗普总统的选择，愿意为国家利益付出牺牲。
谁说美国人民都是商人的？谁说美国人民没有情怀呢？谁说美国人民没有对国家的担当呢？似乎不是这样的。
我再讲一个例子，也是今年元月份发生的例子，但因为行程冲突我没有参加这场会谈。
一个退休的……官员，现在已经退休了，……。他率领另外一个民间（半官方）访问团，他们的访问跟我们有一些交叉，也有一些差异，他们访问了美国国务院，也访问了美国的白宫，因为行程冲突，这两个单位我们的行程没有安排进去，反过来他们也因为部门的一些原因，我们的一些行程也没有去。
他们访问的是美国国务院，跟他们会谈的美国助理国务卿。（中方访问团带头人）是退任高官，受中国政府委托，或者说授权去参加这种会谈，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授权的民间组织，民间对民间谈，很多话可以放开来讲，政府对政府谈起来不方便。
我们的……一个代表团跟美国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及随员来谈。会谈的气氛前所未有的差，以前会谈大家有一些交集，就如何改善中美关系有一些建设性建议，但这次完全是针尖对麦芒，谈不起来，美国相关方面对中方代表团总体上是非常敌视、非常不友好的态度，所以中方代表团成员都很沮丧。谈到最后，这位……起来说，“您就说一说，我们和中国政府回去到底能够做什么？”你给个主意，你说一说我们到底实实在在能做什么，这些东西我们马上就可以做，做完以后马上就可以改善中美关系，美国人民愿意说，中国也愿意做，你给我提几条建设性建议，我回去马上就办，办完以后中美关系不就有转折和缓和吗？我们的任务当然可以来听你抱怨，但我也希望实实在在有一些建议，回去以后马上落实，落实之后马上就可以改善中美关系呀。
这个助理国务卿是政治任命，是特朗普总统提名，经过参议院任命的，他把身体靠在椅背上翘着二郎腿，眼45度向天，眼睛看着天花板，从鼻子里哼出了两个英文单词，这个单词叫“Be humble”，在中文里是什么意思呢？“你们这帮……，别跟我装逼”，翻译成中文就是这个意思。Humble英文原意是“谦卑”，最早出现在《圣经》之中，本来的含义是“人在上帝面前要谦卑”。它最早的英文含义是这样的。
他们回来都讨论“be humble”怎么翻译成中文更贴切。这是在民间非正式会谈中的原话，我还原的都是一字不落的原始场景，尽管我没有在场，但是他们回到酒店，我们住在一起，他们马上就交流了这个场景。
这次访问结束以后回来要……写报告，调子怎么定，很多学者不知道这次完了以后给……怎么定调子，最后他们给……的报告是我定的调子，后来有一次我碰到有关部门司局长级别的官员，他告诉我“你这个调子当时定得极其大胆”，因为没人敢这么说，但回头来看是正确的，我定的调子就是“维持中美关系过去40年正常交往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中美过去40年交往是有一些重要的政治基础的，早期对付苏联，后来我们走向市场经济，这些重要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中美关系将进入长期的、非常动荡的、充满对抗的不确定时期，……需要对此做好充分的准备。
我们回头几个月以后来看，……是完全没有做好……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在华盛顿我们这个级别的人都能马上看到问题，但也许在官方交往沟通之中有很多限制，所以反而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我的猜测是直到现在也许我们的准备仍然没有做好。
我们知道最近刚刚召开了外事工作会议，外事工作会议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尽快稳定中美关系”，中央清楚地知道，稳定中美关系就是稳定中国外交关系的大局，稳定中美关系就是稳定改革开放的大局，中美关系一旦不能稳定下来，国内什么事儿都别干了，什么证券市场的发展，什么改革，这些都谈不上，但问题在于中美关系在我们刚才的讲述之中可以看到，它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
换句话说，因为中美关系政治上的变化，美国现在的套路上马上拿出台湾来捅你。据说美国的环太平洋军演已经在严肃考虑邀请台湾的军队来参与。美国的环太平洋……以前中美交往时美国是把台湾放在一边，克林顿总统说李登辉就是Trouble Maker（麻烦制造者），把台湾放在一边。现在它是把台湾拿出来捅你，你哪里疼他就捅你一下，捅得你叽里哇啦乱叫还拿不出办法。紧接着上星期时特朗普总统和普京总统在赫尔辛基举行了秘密会谈，这次秘密会谈只有两个总统、两个翻译，没有外人。这次会谈结束以后，很快西方媒体就传出了这样的风声（但我们认为这种风声是有可能的），这次会谈就像邓小平跟卡特总统的秘密会谈是一样的，它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一样的，美国可能“联俄制华”。已经把中国作为敌人了，美国要对付你，这边是台湾，那边就是苏联，把俄罗斯拿过来，跟俄罗斯联合起来搞你，朝鲜就更不用说了，已经被特朗普很大程度上拉走了。
……
回头来看，这个总结是对的。……，如果我们还继续跟苏联搞在一起，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所以呢，报复的时间来了。俄罗斯现在的经济总量赶不上中国的广东省，俄罗斯的经济总量赶不上比利时，赶不上广东省，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12万亿美金，今年的人均GDP可能会接近10000美金，12、13万亿美金，俄罗斯只有1万亿美金，一个中国现在的经济产出相当于13个俄罗斯，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至少相当于20个俄罗斯，站在1969年、1979年是无法想象的，1969、1979年俄罗斯人看中国是这样看的，现在他们抬头看中国已经看不见了，中国已经在九霄云层之上，他们完全在地上，抬头看，穿过重重的云层他都已经看不见中国在哪里了。
我的哥哥在太原做生意，他们揽到一个生意是援助白俄罗斯的电网建设。所以在白俄罗斯待了几年，交往非常深的一个感受是，白俄罗斯老一代人看中国，一个是觉得中国原来很穷很落后，我是老大你是小兄弟，……，多少有点酸溜溜的，白俄罗斯年轻人觉得中国好有钱呀，你们技术这么发达、这么有钱，还来援助我们。这种心态的变化，与中国过去几十年在国运选择上，小平同志做的几次重大选择息息相关，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一背景下十分地思念小平同志，不是没有道理的。
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美国定下来了，拉着俄罗斯一起反对中国，俄罗斯对此是求之不得，俄罗斯一直拉着中国就是为了对付美国，不然他拉着中国有什么价值呢？但是如果美国愿意拉他，愿意为他付出代价，马上把中国扔掉。这是很确定的。所以随着中美关系全局的变化，中国内政外交的全局正在发生影响深远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很不幸的是在2018年刚刚开始展开，……战略家需要再次体现出40年以前小平同志的胆魄、智慧、远见、手腕和身段，而中国在这一选择之中能否作出正确的选择，我们拭目以待。
这是我对中美关系非常简要的回顾，接下来我还有十来分钟的时间略微跟大家讲讲去杠杆的问题，因为中美关系是全局，它会影响未来30年甚至50年，美国的一些战略智库已经想得很明白，美国从1945年到1991年差不多花了50年的时间搞垮了苏联，打赢了冷战的胜利，美国也要有决心拿出30到50年的时间在中国还没有能力全面挑战美国的时候把它彻底摁住，现在不摁20年以后摁不住了，现在不摁，2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是美国的1.5倍。到2028年的时候，中美的经济总量大约都会接近市值30万亿美金，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总量会是一样，按照《中国制造2025》的规划，那时候在一系列关键行业我们跟美国在技术层面上会很接近。然后到2040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也许比美国还要大30%到50%，那时候美国就没有能力把中国压住了，所以美国要把中国压住一定要趁现在。
对于如此重大的战略抉择，考验中国领导人智慧的时间到了。回顾鸦片战争以来到现在为止，差不多180年的历史，从1842年到现在接近180年，再一次又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总是作出错误的选择，1842年历史给了中国很多机会，但在多数时候，中国总是站在错误的方向，只是在过去40年，在小平同志的主导下我们赌了两次赌对了，这两次赌对我们就创造了如此巨大的经济繁荣。1949年我们跟苏联搞在一起，搞错了；1895年洋务运动搞的半死不活，我们跟日本搞一架，又搞错了。在历史上我们一次一次总是搞错，现在好不容易搞对两次，这次能不能搞对，大家拭目以待。
对年轻人来讲，对30岁以下的年轻人来讲，如果这次没搞对，大家就回去洗洗睡吧。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讲已经无所谓了，……。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我们确实站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关头。
紧接着我来讲讲去杠杆，去杠杆这个问题是今年内政外交之中的另外一个交点，市场的争议也很多，直到现在应该说争议也没有平息下来。我昨天在深圳时还谈到了这一点，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之中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华夏文明的根源之一也是在山西，在中国明代以前，中国在王朝鼎盛的时候，技术的复杂程度、经济的繁荣程度相对于鼎盛时期的西方世界也毫不逊色，直到19世纪末期英国人还做不出来瓷器，所以必须从中国大量进口瓷器，因为他们在技术上（达不到），工业革命已经100多年了，他们做不出来瓷器。诸如此类这种技术上的创新还可以举出很多，但毋庸讳言的是，当中国在1842年与西方世界开始全面接触，并此后开始试图融入西方世界和现代化的过程之中，这条路走的非常艰难，我们同意除了西欧的文明之外，全世界其它文明在试图接纳、融入西欧的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过程之中都是困难重重，非洲到现在搞不定，印度到现在还不如中国呢，拉丁美洲、阿根廷，在30年代时阿根廷是世界七大工业国，从经济总量来说日本在阿根廷面前完全是小兄弟，到了80年代，阿根廷沦落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拉美。但是在东亚我们看到了很多工业化过程的奇迹，比如说日本，比如说后来的韩国，比如说中国台湾，更不要说香港、新加坡等经济体。
把中国放在东亚地缘政治的背景下，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走得异常艰难，直到现在好不容易小平同志给我们规划了40年，我们现在又开始嘚瑟，没嘚瑟两天，老美跟你翻脸了，不会玩了。……不会玩了，不知道怎么跟美国人玩，派人去人家那儿不接待，接待也就是给你一杯清茶就给打发回来了，两手空空回来了。
为什么呢？我们要去反思为什么我们这个文明在工业化的过程之中会如此艰难，原因有很多，我也不能一一列举，也不能给出终结答案，但是我的体会我认为有一条，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我们工业化如此艰难，跟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关系。
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与现代西方世界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格格不入的，在这一过程之中就有大量的误读、猜忌、摩擦、冲突，甚至非常不和谐。我们知道现代受西方教育的人是如何看待世界的？他有两个基本工具：
第一个基本工具是对世界客观的观察和测量，我们要观察星星，我们要观察天体的运转，我们要观察经济的起落，然后对它进行客观的观察和测量；
第二个工具，在此基础上依靠严密的逻辑推演，依靠严密的一步一步步的逻辑推演，以数据观察为基础，以严密的数据分析逻辑推演为基础去理解这个世界。
这是当今世界最主导性的思考方式。中国人如何理解世界呢？
包括很多受国教育的精英在内，更不要说普罗大众了，我认为包括很多……干部都是这样认识世界的，中国人认识世界是两根支柱：
第一根支柱是阴谋论，中国人认为世界上不管哪里出了个事儿，背后一定是阴谋，一定有一些邪恶势力、一些人、一些政党、一些组织、一些企业在使坏、在布局、在谋划、在挖坑。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一个根深蒂固的套路是阴谋论。
我们打开中国的《二十四史》，每一页都写满了阴谋，阴谋论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张三对你说一段话，你马上去猜他背后的意思是什么？他想干什么？他有什么阴谋？在人与人的交往之间、组织与组织的交往之间、国家与国家的交往之间，阴谋论是中国人思考问题根深蒂固的方法。任何时候我们看领导的内部文件，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和平演变，从来没有忘记过“反修防修”，从来没有忘记过西方境外敌对势力要搞垮我们，要让我们的江山变色，这种警惕在内部从来没有（忘）过，这是阴谋论根深蒂固的反应。
包括疫苗事件出来，大家马上怀疑有阴谋，有官员的子弟，有一系列的东西，任何一个社会新闻事件出来，马上就有大量阴谋论来解读，而且它可以获得广泛点赞，我们没法儿平心静气、客观地去看这个世界。
这使得我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对话不在一个平行线上，从慈禧太后开始我们就是这样看世界的。
第二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用类比来理解世界，我们用比方来理解世界，孔子时代就是这样，到现在也是这样，你要给他讲一点复杂的道理他弄不懂，你打个比方他马上就明白了。大量的政府文件，大量所谓中国人的研究都是在讲故事、打比方，一打比方老百姓就明白了，不打比方，你弄一堆数学公式、弄一堆模型，大家不知道你在干什么，都觉得你在瞎扯淡。
比如说去杠杆。这是一个今年最重大的内政决策，我们的市场、我们的官员、我们的媒体是如何理解它的呢？我们把它理解为“收水”和“放水”，大水漫灌，小水滴灌，或者是把水龙头拧住，这是中国媒体对去杠杆最标准的解读，他把它类比成为“灌溉”。
这一看家里，至少压力的祖上就是庄稼汉，一看家里人就是种庄稼的，他种过地呀，动不动把水龙头拧开大水漫灌，一会儿把水龙头关了，他是用这种类比去理解世界，不是用逻辑的展开去理解世界，用类比理解世界非常大的问题在于：类比是极其不精确的。
你讲一次故事是很形象，但它是极其不精确的，它使得大量复杂的细节完全被忽略，使得人的注意力焦点、人思考的方式完全转到了这个俗气的故事之中。它使得基于此的对原始问题的理解很多时候会面目全非，甚至牛头不对马嘴。
但中国的汉字就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本质上就是一种类比，太阳画个圈画个点，月亮画个点，本来就是这么类比出来的，象形文字就是基于类比发展出来的一种语言，这使得中国人骨子里就是用类比来理解世界。没法儿改变它，这使得我们没法儿接受现代科学，使得我们跟美国人在对话时老是两条平行线。
中国人讲，“太平洋足够大，可以容纳两个超级大国”，美国人愣了半天不知道这是啥意思。 什么叫“太平洋足够大，能容纳两个国家”，这是类比呀，美国人就让中国翻译，“你给我说清楚，什么叫“足够大，能容纳两个世界”，中国人说不清楚了，它具体的含义是什么？难道太平洋是中国的内湖吗？难道中国的国境线是沿着夏威夷直接划一道，西边都是你的吗？它没有精确的含义，然后他不再说了。
中美交往之中大量的问题是因为文化上的冲突，他没法儿理解你的含义，我们……很多话翻译成英文中美国人弄不清楚你在说什么，很多对话都是两条平行线，各话瞎扯淡，扯完淡各走各的，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
讲到这个我再讲去杠杆，我是非常不喜欢用类比来讲问题，但面对普罗大众你又必须用类比来讲问题，关于去杠杆，我想了一下，我也想了一个类比。
我们知道中世纪的时候欧洲人也会做手术，比如美国南北战争，几十万士兵受伤，他们要做手术呀，但我们知道现代医疗技术是20世纪初以来才开始发展起来的，比如说青霉素，20世纪初在发展起来，比如说麻醉药物，都是20世纪初发展的。中世纪的医生如何做手术呢？医生给病人做手术的时候，第一，没有麻醉技术；第二，没有输血技术，病人大失血，马上要补血，没有输血技术，人们还不知道血型的划分；第三，没有体力的干预。比如体力快衰竭了，马上给他点葡萄糖；第四，没有消毒技术。刀子不消毒，直接就划下来了，没有微生物、细菌的概念，没有消毒技术。
做手术肯定是很疼的呀，怎么办呢？欧洲中世纪的做法就是找几个壮汉把病人捆在手术台上，用绳子坚决捆住，把手脚压住，然后开始做手术。没有麻醉技术，病人疼的撕心裂肺，你可以想象；没有消毒技术，一刀划下去，可能原来的病灶没解决问题反而还交叉感染，原来的病不至于致死，病人可能因为交叉感染随后严重昏迷、挂掉；没有输血，大失血病人很快就挂了；没有体力干预，可能手术到一半，心力衰竭，葡萄糖低，严重低血糖然后就挂了。所以在中世纪，欧洲做手术死亡率是非常高的，病人跟面对刽子手是没啥区别的，本来这病不做手术还没事儿，一做手术直接挂在手术台上，中国在传统时期婴幼儿死亡率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在接生过程之中剪刀不消毒。那时候你不懂得消毒，脐带出来找一剪刀就咔碴了，咔碴以后一旦交叉感染，婴儿就会死亡。但那时候中国人没有这个意识，其实剪刀用热水煮一下一剪就没问题了，就是这么简单，因为你不懂得消毒，这种技术都是20世纪初以后才发展起来的。
在欧洲中世纪时做手术你居然没有死，说明什么你的免疫力太强大了，说明你的体力来好了，如此严重的交叉感染死不了，如此的严重失血死不了，疼的撕心裂肺你能够坚持下来，说明你的身体太牛逼了，稍微身体有点小问题，直接就在手术台上挂了。
而我们知道现代做手术要舒服得多，这些问题都有了，绝大部分手术都不会有这些问题，推进去你啥也不知道，睡一觉起来已经过去了，稍微有点疼马上止疼针或吃止疼药，你不会感到剧烈的痛苦，至少跟中世纪相比这是天壤之别。这是实实在在的历史。
我想说的是，去杠杆就是给中国经济这个病人做手术，就是在这个病人的肌体里、在某些组织上长出了非常严重的异质组织，我们要把这个组织割掉，去杠杆就是在这个病人身体里某些重要器官上长出了异质组织，我们要把这个异质组织割掉。
怎么割呢？首先要消毒，之后是麻醉，然后是输血支持，甚至要用葡萄糖点着，接着手起刀落把组织割掉，割掉后让病人静养，每天吃点营养品和慰问，三五个星期以后他慢慢能下床走动了。
中国人去杠杆是怎么干的？跟中世纪做手术是一样的，中国人现在上半年去杠杆跟中世纪医生给病人做手术是一样的：第一不麻醉、第二不消毒、第三也没有输血支持，上来就给你摁在板凳上，划开组织就开始割。病人疼的撕心裂肺，还大出血，有交叉感染的风险，一定程度上已经交叉感染了，医生怎么说？医生说“做手术哪有不疼的？”去杠杆哪有不痛苦的呢？做手术哪有不疼的呢？疼说明我们搞到了病灶，你要坚决给我忍住。
我们知道在中世纪的时候病人疼得很厉害，医生是鼓励你喊出来的，喊出来有助于降低痛苦，大声呼喊有助于降低痛苦，顺产的女士非常疼，大声呼喊，医生是鼓励的，不喊反而对身体有严重的损害。病人疼得撕心裂肺，医生说“去杠杆哪有不痛苦的，疼说明搞对了地方，你给我忍着！”病人实在忍不住怎么办呢？ 中国发明了一种世界历史上都没有的新办法，足以载入世界医疗史的史册，病人疼得实在太厉害，中国的办法是“把病人的嘴堵住”，拿块毛巾堵住病人的嘴，不让你喊，不让你喊他认为就不疼了，接着做。
怎么把病人的嘴堵住呢？不让舆论乱说，疼得厉害，……在媒体上你敢说一点儿不对、一点儿痛苦，那你是何居心？政治课没学好，……报告一看就没有认真学会，回去继续学。
中国的一个重大发明就是把病人的嘴堵上。我们知道在做手术的时候把病人的嘴堵上病人话都不能说了，他是有可能呼吸衰竭的。喊得厉害，你把他嘴捂住，一会儿他呼吸衰竭，直接挂了。
这就是我们上半年发生的情况。
……偶尔喊了一句，虽然我们不是病人，但我们看这个病人痛苦抽搐得实在太厉害，就跟领导喊， “不能这么做手术，要先消毒，消完毒后输液，然后要上麻醉”，然后领导就说了“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啊？手术刀我拿着还是你拿着？一边儿去，别瞎掺和”。
但是到了6、7月份的时候继续这么搞下去，病人是可以直接挂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在手术台上直接挂掉的风险越来越大，他们看到身体已经严重地、不由自主地抽搐，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信贷市场都出问题，今年已经不由自主地在抽搐，再搞下去直接就挂了，……终于害怕了，……在7月份终于害怕了，先缓缓，喝口水，病人喝口水，先补点儿液，咱们回头接着做手术。
领导刚说让病人喝点儿水，补点儿液，马上有一票人喊出来，“大水漫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我们是要做手术，你们又在大水漫灌，给中央瞎支招，跟中央不能保持一致……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人又开始跳出来。但不管这些人怎么跳，我认为中央这次的政策调整是对的，不然这个病人很快就死在手术台上了。
病人喝完水以后，补完液以后还是要接着做手术的，这个瘤子必须割，不割是不行的，但割瘤子是有技术含量的，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上半年主刀的大夫，说句不恰当的话，有点像蒙古大夫，没有拿到牌照直接就上台了，这个有点问题，而且是边做手术边学习，这是不行的，先要把消毒、输液这些技术学好才能上手术台，但下半年看起来医生学到了很多东西，手术的水平在快速提高。下半年的手术是否能够做得更成功，我们拭目以待，但我们确实看到相对于上半年很多问题领导已经意识到，并且确实在修正，在这个背景下，我认为市场最危险的时候确实已经过去了，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与一场危机擦肩而过，病人死在手术台上的风险应该基本没有了，我们与一场危机擦肩而过。
我刚才又吹了个牛逼，我说在11：40结束，现在11：45了，又耽误了大家5分钟，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