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就业的重要性
大清GAME OVER的根本原因，在自身技术上来讲并不在1911，而在1905。简单点说，无非六个字“废科举，练新军”。
当然维尼无意重复泛论的学术定见，什么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云云。小熊治学，就一个字“推”，从事件源头上层层逻辑推导，最后自然会有很明了的结果。时间有限，以下开始推，文盲们注意跟上维尼的节奏。
当初为何要废科举，大概念统统闪开，实际就一个原始推动力，中央朝廷与地方督抚的权力博弈。地方督抚势力能够崛起，和朝廷叫板。
两个时间点，一是太平天国，督抚借就地筹饷之机，开辟厘金税源，进而插足地方财政，原本只对户部负责的藩台，此后不得不同时受制于督抚，于是出现一仆二主，财权截留的格局。二是八国联军，督抚借东南互保，朝廷西狩，以地方新政为名，各自建立新学堂，其实就是侵蚀原属朝廷吏部的组织人事权，培养地方干部。
庚子之前，督抚也可以委派私人，但属于杂途，相对于朝廷科举体制运转产出正式干部，这些杂途各方面受限很多，督抚用之不能完全如身使臂。辛丑条约是份大礼，有一条规定在洋人害被虐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也就是中央实控区，整个组织人事体制被迫暂时停摆，东南督抚此刻则大兴学堂，加快批量出场自己的干部。五年到期，第一个问题来了，是科举复兴，还是学堂扶正？
这是京地朝野两条路线的权力博弈问题，表面上有个很普通的切入点，毁于庚子战火的京师贡院修不修。主修的是内阁军机大臣王文韶，主废的是袁世凯，张之洞领衔的地方六督抚。修就是组织权重回朝廷掌握，废就是默认前五年人事权下移，同时要承认这为今后的主流改革方向。
这个回合，督抚集团赢了，一是日俄战争结果，新政策推行，舆论环境等等总体大背景都有利于他们，二是内阁中清流世代交替，王文韶被自己的学生瞿鸿機拱翻，失势去职。剩下另三个军机大臣，庆王是袁世凯的盟友，鹿传麟是张之洞的亲家，瞿鸿機是岑春煊的伙伴，虽然派系不同，但在有利于督抚集体根本利益的问题上，还是有共识的，那就简单了，科举必废成为定案。
再来是第二个问题，过渡还是立废。主角变成张与袁。张在上一个阶段主废，是因为学堂创设关系到他的政治利益，这不含糊，但现在学堂制度已成定局，权力利益已经有了保证。下来的就是感情问题了。他也不想做人做得很难看，何况自身也是清流科举出道。所以他主张过渡，新老生源等等问题，分成十年三届，逐渐过渡转型。
袁就不同，他是落榜生，和科举毛个感情都没有，立废是他的主意。老佛爷又开会，找几个督抚来内阁民主集中一下，端方，岑春煊哥几个都没文凭，主流意见是立废，老张是属老甲鱼的，最后也就算了。第二个问题解决，立废。
发展到这个点上，朝廷拗不过时势，是输了一层，当然后续朝廷有的是手段，实力不足，技术可以弥补。就像当年的财权截留，京饷少了。朝廷可以祭出摊还赔款和边疆协饷两招，督抚可以少缴京城的，但是要分摊部分外债和对口支援边疆的军费（湖广支陕甘，四川支云贵，广东支广西等等），这些都是分地方之势，此刻的学堂扶正也是一样。
路线是认可了，但也有招数，一是本体，提学使要挂朝廷编制，也就是学台，地方组织部不能完全让督抚拿走，至少要共有，二是外挂，咨议局这些都批准上马，借在地乡绅力量，靠地方议会制衡督抚的行政权，自然也有衍生问题，例如咨议局叫板督抚衙门，朝廷很开心，但到了资政院，也就是国会层级，这帮议员来搅和内阁，朝廷就头痛，督抚刚好相反，咨议局，督抚是烦的，但资政院，督抚是挺的，新的三方博弈，也很有趣，这和维尼本文无关。略去不谈。
继续推导科举之废和学堂建制。考学制度本身在1905年之前，世界上只有两种，一是中式的科举，朝廷只划个八股大纲，规定四书教材，负责招考，其余不管。在这期间，一般人家子弟，从7～8岁开始务农，习艺，读书，相当于把鸡蛋放在几个篮子里，日常学手艺，耕农活，闲暇读读八股，到了考季去考，考不上回来，继续平民日子。以农，工，商等为职业，考试为副业，读书相当于买彩票，调剂生活。
如果某季考上秀才，那才算进入士的阶层，一是获得复试资格，中举为绅，再中进士为官，就算不中，秀才在乡间还有碗教授私塾的饭吃，从寒士秀开始才叫习举业，正式走上专职，教～公人员的漫漫考学之路。当然从寒士，到乡绅，再到官员，自有位置录取比率，寒士再升一步困难，大多数不是私塾老师，就是转向事务官领域，研究钱谷珠算，大清律例，去作师爷，讼师等等，与地方游民出身衙役，班头共同构成小吏阶层。
过去对朝廷有牢骚的主要是考举人不中的这些寒士秀才，但这都属于正常范畴，抱怨够了，回家教私塾，出外当师爷，等到下个考季还不是又都来考。除非有两种特殊情况，朝廷有大变局，民间有大饥荒，他们有机会下注，从寒士转身成策士，货卖与识家，玩一票大的。
一种是西式的职业教育，从小学开始到大学，学校收钱教书，产业化经营，来的都是客。责任则是要把教学搞好，一对的起花了钱的学生老板，物有所值，二也是做市场口碑，吸引更多人来光顾。而学生则相当于是个人投资，为未来择业打基础。
例如某人数学好，一路往财会学科发展，毕业之后，大体几条路，留校任教，出去企业谋职，要么自主创业，或是去考公务员，在政府里当会计。经济学教师，企业会计，政府雇员，本质没区别，都是本科专业玩算盘。政府雇员叫事务官，考选出身，在体制内升迁靠资历，劳绩。如果那天想当政务官，也就是部会级首长及其以上的职位，那就要有政党背景，出来自选，或是辅选。票选成功，自己当选。辅选得力，被新当选人指名遴选。
东西方比较，教育模式都适合各自体制，没什么好说的。但要对比效果，西方好。那出的专才，这出的是废柴。这些都不管维尼的事，也不去说他。还是说朝廷的新学制改革。搞了个中西结合，第三种独特的模式出现。
表面上是学洋人，规定7岁入学，初小，高小，中学堂，大学堂，通儒院。看上去没问题，实际上分两段，初小到高小，学的是西方基础教育，学好多门课，传统的童生自主耕读生活，到这变成法定规范制。再往上，又不学西方一贯制直通车教育（基础打完，无障碍升入各中高等学校受专业教育），而是强制赶去过独木桥，考中学堂，进去相当于举人，再往上，大学堂，通儒院，同进士出身，同进士及第。
如果能考进中学堂，那没问题，公务员编制，分科教育，朝廷包分配，进还可以一直考大学堂，通儒院，退可以转去师范学堂，毕业回各初，高小任教。但关键是考得进中学堂，当得了举人吗？
如果高小毕业不能过独木桥，那就坏了，举个例子，在西式教育体系里，基础教育部分，是为了升学之后的专业划分而设的公共课，某人想谋职，要么去当手工学徒，慢慢往蓝领奋斗，环境好一些，投入大点，读书去，小学基础绘画，数学，中学制图专业，毕业出来当绘图技师，往白领努力，要是学有余力，钱有富余，能读到大学，那出来是工程师，金领的起点。在传统的中式科举，更干脆，还是这个人，7，8岁出来当学徒，主业学木工，闲暇自学八股，到了16，7岁，考上就专业去八股考官，不中至少也是合格木匠，横竖不误功夫。
可到了第三种模式，十年基础教育，高小毕业过不了中考关，那除了基础教育里的数学绘画这些公共皮毛课程之外，他毫无职业技能，既不能和自小木工学徒出身的木匠竞争，也不能和专业中高学堂里出来的技师并论。
简而言之，1905之后，出现第三种应试教育（科举实质只是招考，西式实质只是培训），受这种强制基础教育的孩子，有9成是注定要白读十年，浪费青春的。这才是核心问题所在，05年之后，每年都有大批的高小生落榜，他们进不了中学堂，所以没有分配保障，走上社会，又被耽误了十年，没有谋生技能。
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05年改制的遗留问题，朝廷对05之前的旧科举人员，童生转学新教材，举人，进士授官或是进修，可对旧秀才阶层，朝廷只包部分优贡，拔贡进入新的师范学堂，其余大部分只能自去报考新中学堂，过去秀才算是上了岸的，考中举人很好，考不中教各类村塾。
现在，能考，但是新课标，数理化根本不懂，前进过不了新中学堂考试关，新师范又转不进，于是后退也没资质教高小和初小，旧秀才等于只捞了个同高小出身的身份而已，别的什么都没有，自从习举业以来，以为上岸了，结果一夜之间又掉回水里。
于是新学堂应试教育，催生了两大人群，一是05之前26，7的老秀才，一是05之后17，8的高小毕业生，进不了体制，融不入社会，怎么办？又有下一个方案，朝廷也是悲催的，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这放在等会再说。
以上部分都在说废科举带来的各种问题，现在看练新军，也还是在05～06年，军队建设也发生一件大事，军20条颁布执行。核心内容就是军队建设专业化，职业化，现代化等等，这又带出两个新问题。一是新兴的士官生群体，一是旧有的军曹。
士官系这些正规军校生有什么问题。这些年轻士官有没有实际能力，这不好说，但智力绝没问题。他们都是读书种子，初小，高小读完，考场里千军万马中过了独木桥，进陆军高小，陆军中学，6年连读，加2年实习，23，4岁当排长，这没话说，但他们接下问题，考保定兵官学校，陆军大学，从那里学成，就是正式连长起步，营团参谋，再留洋，那才叫前程。
可关键是考中高级军官，就不是考学那么简单，招考里头讲得是人事关系。这些寒门贵子，拼爹拼不过八旗军二代，大多也就是个蹉跎于军中下僚的命格。这些都是万里挑一的凤凰男，人生期望，心理价位自然高，想着自己一路走到现在，操场，教室，食堂，宿舍，图书馆，从早点名忙到熄灯号，将近二十年的人生就耗在这五个地方，结果只得个排长，每月25两银子，反观那些有背景的八旗同学，天生的顶子，军艺的妹子，雪白的银子都是手到擒来。心意如何能平。
军曹们则是正宗的行伍出身，过去旧军军制，没那么多操练兵演，技能考核，单凭一副好体格，18，9岁来当大兵，赚饷银，吃得饱，运气好的话，营中做久了，被上头赏识，小兄弟们捧场，28，9出头转军士，当军曹，提拔到千总，把总，日常营内只是点卯，然后泡茶馆，吃地方，搞生意，江湖朋友给面子，多舒服的日子。现在搞七搞八，又是士官生，又是学兵团，原本属于军曹的上升空间，班，排长的职位，大多要给四眼仔占去，而且自己也被迫跟进，专业化，职业化，有随营学堂，讲武学堂定期要轮训，年纪一把，又要一线带兵，又要出成绩，还要学技术，读毬书，时不时再被那些毛头士官管，这叫一个懊恼。
士官和军曹，都怨朝廷不公，都恨八旗可恶，彼此还互相讨厌，这是一个问题，此外还有第三种人，就是刚才说过的新学堂应试教育催生的双失秀才，老张说，来从军，军队是个大课堂，再办个陆军特别小学堂。老张的角度，暂时安置，顺便提高一下军队质素，在这些寒士角度，边当丘八，边读书，文士上进不行了，武士出道总可以吧，他们在军中不少做了司书，也就是连队的小秀才，平时抄抄写写，出个墙报，士兵园地什么的，这叫在职不在编，连排长比较看重他们，相当于连部的书吏，平时可以不参加操练，但在编制上其实还是士兵。
他们盼的是从特小，司书过渡，转正到正规的陆军中学，然后重搭上仕途的正轨。但正规渠道自不断有应届生，关系生，轮到他们这样的二军，凤毛麟角而已。所以这批人就滞屯在营中，这些人就不是什么不平或是懊恼了，而是怨望。
朝廷也是个冤大头，花那么多钱，养这么多人，结果还要招大多数人怨恨，这叫一个晦气。上文这三拨人，物以类聚在军中又形成三个策源地。士官生大都是第三陆军中学，分布在测绘，法政，军医各个专业学堂还有个技术兵种单位里头，他们最恨八旗子弟，又是读书种子，故此理论上能接受海外乱党反满之类的文宣，席正名，雷洪各省士官生头头搞了个组织，黄汉光复党，寓意黄帝子孙光复汉族之类，但说实话，这波士官生，也就起哄架秧子，凑凑革命的热闹，要论破坏力，行动力那差得远了。
真正有能力的，一是军曹们的组织，29，30团的将校研究团。也就是岗位轮训时，蔡济民，王宪章，吴醒汉这些老班长自发组合而成同人会，为什么叫将校团，因为他们基本都是下士，军士长，取个好意头希望能升上校官，将官。32团的黄伸芗的种族研究会，工程营熊秉坤，炮团蔡汉卿也有忠汉团等等组织，叫什么并不重要，反正就那么回事。边自己搞买卖，边骂朝廷规矩多，每临近操练，军演，退伍这类的关口，队伍都明显不稳。
军曹们是买卖多，怪话多，门路多，后来比较出名的那些，熊秉坤，他舅是汉口的水夫头，打码头的，蔡汉卿和炮团的小兄弟是吃土方的，南湖修堤围堰，发包工程。还有马房徐万年，河南兵的老大哥，鄂豫之间的往来运输，自有一份，马队的回回班长沙金海，广益桥一带的陕甘马帮，本省丑帮的皮革加工作坊，帮着看场。还有搞土药生意的阿金，房屋租赁生意的张廷辅等等。
还有就是21混成旅的第41团，这个团里大都是落榜生，失业生之类的倒霉蛋，为什么这个团里特别多这种人呢，一来是政策方向，老张贪大求全，要6千君子共一堂，明明没位置分配，偏偏喜欢扩招，二来和旅团主官有关，旅长黎元洪放任自流，黎在军中就不得志，本来说好张彪第8师，他第11师，一字并肩，但因阿彪是老张警卫员出身，黎这个科班生，只好缩师为旅，千年老二，心里不爽，前途有限，乐得糊涂，得个军中好名声更重要。而他手下的41团团长，吴元泽.这位听名字，就知道是个老好人，无原则嘛。
老吴为什么喜欢招那些天涯沦落人，因为他自己也沦落过。这位年少考学时，也是考的不易，几次考举人不中，不过运气还好，赶上最早留洋潮，那时观念未开，别的高材生都不愿出去，科举正途为上。他是寒士，豁出去博一下，弃文从武，去日本学了陆军，回来以后，分配也坎坷，去一些边角省份当有名无实的军事穷教员，一直到30多才回湖北，候补了好一阵，才赶上黎元洪独立成旅的机会，搭上这班船，正职当了团长，所以他上来以后，就喜欢招收和他相似出身那些落魄学兵。
这些倒霉蛋在41团汇聚，后来又传到边上的31团，和同建制的42团。这些人大哥都是连队文书，像早期的刘静庵，中期杨王鹏，后期的蒋翊武，何海铭等等，彼此之间是教会式的抱团取暖，传销式的组织链接，疯狗似的仇恨朝廷。
有了策源地，之后顺理成章。士官系倒向共进会，书吏们自组文学社，军曹各团体，则两头各自下注。然后就是一百年前的那声枪响，在大清角度，朝廷那张金卡刷爆破产，在乱党角度，功名富贵立等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