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非斯大林化与劳动党三大

苏共二十大因推出非斯大林化而闻名世界。赫鲁晓夫首先在政治报告中提出要重建和加强 “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并严厉“谴责个人崇拜”，继而召开秘密会议，亲自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讲演。二十大为共产党国家提供了一种改弦易辙的可能性，一个摆脱斯大林模式束缚的历史机会。然而，赫鲁晓夫的惊人之举却在共产党世界引发了一场大地震。

对于金日成来讲，苏共二十大的冲击波是灾难性的。批判个人崇拜的消息不胫而走，而且与一些朝鲜党内干部及社会上知识分子的“思想火花”产生了碰撞，大家开始进一步思考朝鲜自己的问题。 金日成既没有斯大林数十年领导革命的资历，更没有斯大林那样万众追随的威望，赫鲁晓夫在苏联发起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简直就像是在朝鲜抛出了一篇声讨金日成的檄文。这不仅仅是因为斯大林成就了金日成，也不仅仅是因为金日成把“斯大林万岁”的口号喊得最响，最重要的是，几年来，金日成完全是效仿斯大林的做法，在朝鲜大树个人权威，标榜自己，在党内大开杀戒，排除异己。党内南方派、延安派和莫斯科派主要干部相继遭到清洗。 他的确得罪了很多人，在劳动党干部中积怨甚深。现在莫斯科号令批判个人崇拜，岂能不让金日成感到万分紧张。

其实，早在1955年针对苏联籍朝鲜干部开展批判的时候，金日成就担心受到莫斯科的干预，对苏联人避而远之。可能是出于一种不好的预感，他甚至在政治委员会上否定了朴正爱的建议，以访问东德为由拒绝率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 而后来出席苏共二十大的苏联卫星国党的代表团，除了朝鲜劳动党，都是由第一把手率领的。 金日成已经意识到他与莫斯科之间有了一定距离。

苏共二十大召开的时候，金日成在平壤如坐针毡。除了秘密报告，在大会的公开报告中，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谈到了个人崇拜问题，米高扬甚至点名批评斯大林的著作。

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劳动党中央向党内所有机构和组织下发一封秘密信件，专门讲述有关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一些问题，其基调是“苏共二十大所揭露的苏共本身所具有的那些错误在朝鲜劳动党的活动中并不占有任何地位”。信中多次强调，集体领导原则是朝鲜劳动党在自身活动中所坚守的最高原则，朝鲜劳动党中央从来也没有放弃过这一原则。关于苏联出现过的个人崇拜现象，在朝鲜只是与朴宪永有关。至于党的思想工作中的缺陷，就是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信中特别激烈地抨击了一些人迷信外国的奴性思想。

金日成还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发表了2个小时的激情讲演，严厉指责文化部门在宣传中忽视了朝鲜的民族特点，电影里一味反映的都是苏联和其他外国的东西。金日成还谴责一些人怀疑党的政策的正确性，胡说人民生活水平低下，闭眼不看朝鲜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这些成就是“社会主义阵营许多其他国家无法取得的”。 在此期间，朝鲜党和政府想方设法封闭来自苏联的消息，消除苏联的影响，以避免非斯大林化的“瘟疫”传播。根据中央的指示，撤销了郡级朝苏文化协会及其印刷厂；从各剧院的演出节目中取消了苏联艺术家的表演；苏联的朝鲜语广播节目从每天4次减少到2次；关闭以俄语专业为主的外语学院，将学生转入金日成大学；所有大学缩减俄语授课的时间，而4-5年级学生的俄语课程则全部停止。

金日成甚至想到了对朴宪永执行死刑的问题。朝鲜曾两次向苏联国家安全总顾问了解苏联对执行朴宪永死刑问题的看法，大概是苏方的答复不明确或朝鲜人不满意，4月19日，金日成亲自到苏联使馆向伊万诺夫大使询问。伊万诺夫解释说，苏联检察机关认为，不应该执行对朴宪永的死刑。理由是，朴宪永在政治上已经失败，对他的宣判也过去了很长时间，现在突然执行死刑，可能会引起国内外的不良反应。金日成听后，“显得不安和恼怒起来”。他态度强硬地说，就目前的局势来说，应该执行对朴宪永的死刑。苏联检察机关并没有介入朴宪永案件的审理，有人去问苏联顾问的意见，那只是个人行为。对朴宪永的审判没有任何不妥，朝鲜人民一致赞成执行判决。如果苏联检察机关有不同意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将再行讨论这个问题。 这件事情的结果尚无史料说明，但金日成这样提出问题，很可能是担心在社会和党内思想如此动荡的情况下，朴宪永会死灰复燃。当然，要想稳定局面，最重要的还是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不仅解决思想问题，还要解决组织问题。

1956年4月23日，朝鲜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金日成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工作总结报告洋洋万言，基调如同以前的党内文件，还是对成就重装浓墨，对缺点轻描淡写，党的工作原则是集体领导，个人崇拜问题只发生在朴宪永身上，今后思想战线的主要任务是批判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等等。 除了金枓奉的发言，所有报告人基本上都是“自吹自擂”，“报喜不报忧”。 整个大会沉浸在一片歌功颂德声中，正如苏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勃列日涅夫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所说，会议的大部分发言都是夸夸其谈，内容空洞，完全是华丽辞藻的堆砌。刚刚进入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崔庸健和朴金喆在发言中高度评价劳动党，明显地暗示其成就高于苏联共产党，还说朝共中央不仅没有忽视集体领导的原则，而是相反，“成功地发挥了集体领导的作用”。教育相韩雪野的发言则“流露出民族主义腔调和对金日成个人崇拜的无限吹捧”。 做到这一点很容易，因为会前已有充分准备。金日成本人及其支持者在多次会议和谈话中给大会发言定了调子，统一口径，对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则施加压力，进行威胁。大会代表的所有发言稿，事先都必须经过中组部和中宣部的详细审查，并不经作者同意进行任意修改。大会期间，驻苏大使李相朝曾两次给大会主席团递条子，建议讨论劳动党内部的个人崇拜问题。中央副委员长金昌满便找其谈话，指责他在政治上太不成熟，崔庸健等人还以撤销职务相威胁。在政治上颇感失意的朴昌玉准备在大会上发言，检讨自己的错误，但遭到拒绝，理由是不能在兄弟党面前显示劳动党内部的分歧。 建设相金承化的发言稿也因审查没有通过而退还本人。 大会期间，朝鲜报刊，首先是《劳动新闻》，对于转载《真理报》和《人民日报》批评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编辑部文章实行了严格限制。

代表大会及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选举了朝鲜劳动党新的中央机构和领导人：委员长金日成，副委员长崔庸健、朴正爱、朴金喆、郑一龙、金昌满，常务委员会（原政治委员会）委员11人，即金日成、金枓奉、崔庸健、朴正爱、金一、朴金喆、林海、崔昌益、郑一龙、金光侠、南日，候补委员4人，即金昌满、李钟玉、李孝淳、朴义琓。与1948年3月第二届中央最高领导机构相比，中央常务委员会已经完全是金日成的“家天下”了。11名常委中5人来自游击队派，其余人员中朴正爱和南日早已加入金日成派系，郑一龙也有类似的名声。只有延安派的金枓奉和崔昌益在政治上比较独立。候补常委中，李孝淳属游击队派，李钟玉是新提拔的技术官僚，金昌满虽来自中国，却是早已得到金日成吹鼓手的恶名，只有苏籍朝鲜人朴义琓是中立人物。新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变化不大，只增加了4名，共71人，但显示了权力转移的人员结构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原中央委员会中游击队派8人，除去世的金策和姜健外，全部保留，又新增加了5人（崔庸健、崔贤、李孝淳、俞京洙、李英镐），共11人。原中央委员会里苏籍朝鲜干部14人，只保留了4人（朴昌玉、方学世、金承化和韩一武），也新增5人（南日、崔宗学、许彬、朴义琓和金斗三），共9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方学世和南日已成为金日成的心腹。中央委员会中延安派干部的人数变化不大，从原来的17人增加到18人，但替换率也很高，约50%。武亭、朴一禹、金雄、朴孝三等老干部都被逐出中央委员会，而新补的中央委员，除了徐辉、尹公钦外，大多是1945年以后才提升上来的新干部。在其余的33名中央委员中，只有朴正爱、韩雪野和吴琪燮属国内派老干部（前二人早已归顺金日成），还有7人具有南方背景，剩下的都是无名之辈或纯粹的新人。 总体看来，虽然表面上在中央委员会里党内原来各派干部都有一定的比例，但实际上情况已远非昔日可比。一则很多人是因为投靠了金日成其职位才得以保留或升迁的，二则大批得到提拔的新干部无论其出身何处，都是在金日成的光环下成长起来的。

金日成的心腹南日将军

这个结果金日成当然非常满意。大会结束以后，金日成突然改变了态度，开始安抚苏籍朝鲜干部。金日成亲自或委托朴正爱等人找他们谈话，征求意见，并表示要改变对苏籍朝鲜干部的错误做法；与此同时，在安排内阁各省领导干部的考虑中，有意把一些位置留给来自苏联的干部。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稳定人心，让他们安心工作。因为金日成了解到，劳动党三大以后，包括内阁相和副相在内的很多苏籍朝鲜干部感到压抑，心情抑郁，无法开展工作，并纷纷要求回到苏联，加入了朝鲜国籍的人也颇为后悔。 另一方面，更重要是，金日成希望以此向莫斯科传递一个表示友好的信息，以平息苏联的不满情绪。因为金日成下一个目标就是转向经济建设，开始着手实行三大提出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而要开始这项工作，首先就需要苏联提供巨大的经济技术援助。实际上，在大会结束的第二天，金日成就率领主要领导成员拜访勃列日涅夫，并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会谈。会谈中，金日成明确表示朝鲜劳动党和政府打算再次请求苏联在经济建设中给予援助。 访问苏联和其他欧洲民主国家的时间就定在今年的6-7月。 此时，一心谋求经济援助的金日成可能忽略了一件事：党内的政治斗争其实尚未结束。

2 反对派发起党内政治斗争

在三大的总结报告中，金日成充满信心地宣布，恢复和发展战后国民经济“三年计划的全部任务一定会提前或超额完成”，并提出了“更加辉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7-1961）：与1956年相比，到计划末年的工业产量增长目标是，钢2-2.5倍，钢材2.5-3倍，煤炭0.7倍以上，布匹0.5-1倍，发电量达到85亿度，年度产量为化肥40万吨，水泥100-150万吨。 要实现这些宏伟的目标，朝鲜只能再次求助于社会主义同盟国家，而在金日成的心目中，正如他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谈到的，朝鲜可能指望得到援助的国家只有3个，即苏联、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 6月1日金日成率团出发后，内阁副相崔昌益向苏联大使表示，朝鲜政府代表团对访问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寄予厚望”，希望能给予朝鲜必要的援助。 但金日成此行必定要失望，因为他不了解，此时苏联和许多东欧国家都对朝鲜不满，也没有准备再像3年前那样积极提供帮助。

早在1955年初苏联驻朝使馆就注意到，在朝鲜劳动党通过的关于党和国家现阶段基本任务的指导性文件中，没有按照莫斯科的意见致力于和平统一，而仍然把“解放南朝鲜人民”和“消灭南朝鲜亲美、亲日地主集团”作为实现祖国统一的途径。 在1956年3月朝鲜劳动党为三大准备的党章草案中，继续反映出这种倾向，以至苏联使馆不得不对此提出修改意见：删除原文中“美国的”和“亲美的”以及“从军事上加强革命民主的基础”等词语，以免“授人以柄”，“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朝鲜劳动党为自己所确定的任务是带有军事性质的”。

勃列日涅夫对金日成在三大的报告很不满意，他给苏共中央的报告指出：关于苏联和其他国家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报告中没有任何具体内容谈到这一点” 苏联大使伊万诺夫也认为，该报告的“严重缺点在于只字不提苏联、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在战后恢复和发展朝鲜国民经济中给予的帮助，以及这些国家无偿援助朝鲜人民所支付的大量资金”。 保加利亚驻朝大使戈利格洛夫抱怨说，朝鲜人从来不说实话，并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对兄弟国家外交使团“严格保密”。 至于民主德国，驻朝大使费舍尔在与苏联大使交谈时说，朝鲜代表团打算向民主德国提出提供贷款和日用商品的要求，他担心答应这些要求后，朝鲜人又会提出“令双方都不愉快的新问题”，况且他们自己现在还需要苏联的援助，再向朝鲜提供新的援助“是有一定难度的”。

金日成这次出国，行走国家多（苏联、东欧及蒙古共9国），出访时间长（6月1日至7月19日），但收效甚微。根据东德驻朝使馆的报告，朝鲜代表团此行得到的援助包括：苏联提供3亿卢布的无偿物资援助，并将到期债务延长2年偿还；民主德国提供轧钢机数台；罗马尼亚无偿提供价值2500万卢布的货物，外加60辆拖拉机和10辆卡车；捷克斯洛伐克只答应将到期贷款的偿还期延至1960年，并许诺尽快提供1954年已答应的5000万卢布的产品和设备；保加利亚同意追加3000万卢布的物质援助及其运费；匈牙利只保证750万卢布的无偿援助；阿尔巴尼亚咬牙答应无偿供给1万吨沥青；蒙古则援助8万头牛羊和5000吨谷物。 除了牛羊和沥青等实物没有计价，以上八国向朝鲜真正提供的新的无偿援助最多不超过4亿卢布，波兰没有提供任何援助。这与恢复及三年计划时期苏联和东欧国家向朝鲜提供22亿卢布的无偿援助相比，差距甚大，与五年计划的宏伟目标相比，更是杯水车薪。实际上，苏联此时考虑给予朝鲜的，不是经济上的援助，而是政治上的帮助。

关于苏联领导人在莫斯科与金日成会谈的详细情况，俄国的有关档案尚未解密。 不过，从一些间接材料看，可以确认此事的确存在。金日成乘火车这次出访，6月4日到达莫斯科，几天后去东欧数国，7月6日又返回苏联，直到12日离开莫斯科。在此期间，6月19日，苏联副外长库尔久科夫接见了李相朝大使，并向他转交了接待朝鲜代表团的计划草案。在会谈中李相朝提出，如果这次两国领导人会谈除经济问题外，还有党的和政治方面的内容，他建议应该让代表团中的劳动党党员都参与讨论，以便使更多的朝鲜领导人了解苏联的建议和意见，而这一点对帮助金日成改正错误十分重要。 此外，9月10日李相朝与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谈话时透露，苏共中央在7月曾与金日成、朴正爱、南日举行会谈。 9月18日米高扬在北京与毛泽东会谈时提到，金日成在莫斯科的时候，苏共中央领导人与他谈过一次话，苏共中央联络部也同他讨论了一些具体问题。波诺马廖夫插话说，金日成当时表示接受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将在今后工作中改正错误。 还有，1960年5月21日金日成访问北京时对毛泽东说，他在莫斯科的时候，赫鲁晓夫向他提出了3个问题：在朝鲜没有传达苏共二十大决议；党的书记和首相应该分开（担任）；搞好与苏籍朝鲜干部的团结。 这些材料尽管零散、粗略，但由此可以做出判断，苏联领导人（很可能就是赫鲁晓夫本人）与金日成进行了会谈，并对他提出批评，而金日成表示接受苏共的意见，时间应在1956年7月上旬。这次会谈，特别是其内容的泄露，对于朝鲜党内政治斗争的重启，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金日成悻悻回国，却遇到了更麻烦的事情——党内反对派正在酝酿一场直接针对他的领导地位的风暴。金日成一定会想到党内有人对他不满，也可能会估计到有人在暗中反对他，但没有想到的是谁会站出来向他挑战。从1954年底到1956年初党内的斗争情况看，基本上针对的都是苏籍朝鲜干部，因为那时南方派已不复存在，延安派的实力人物也早已离开权力中心，而金枓奉只是一个不问世事的象征性代表，所以此时如果有人跳出来，应该是莫斯科派的干部，而苏共二十大的冲击波恰好就是他们的动力。 但金日成万万没有想到，最初出来活动的竟是原来延安派的干部，而且是他在打击苏籍朝鲜干部时利用过的人——崔昌益。

崔昌益是延安派的元老，1946年8月北朝鲜劳动党成立时就是政治委员会委员，1948年9月朝鲜政府成立又担任财政部长，后升任内阁副首相，在三大中央常委中排名第八。从崔昌益在党内地位稳中有升的情况看，应该是得到金日成赏识的，特别是他又在批判苏籍朝鲜干部的运动中为金日成立下汗马功劳。 金日成与崔昌益的矛盾起于何时，现在看不到史料，俄国档案中唯一的记载是，三大开过以后，在5月29日的中央常委会议上，金日成对崔昌益有一番评议，使他感到遭受了侮辱。崔昌益对朴义琓倾诉说，他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现在的处境，与其在党内拥有一定地位，但内心深处却感到自己是不被需要的人，还不如去死。 根据现有的材料判断，很可能是金日成过河拆桥，因为去苏联访问前要做出对苏籍朝鲜干部的友好姿态，把崔昌益推出来当替罪羊。

金日成刚一离开平壤，6月5日，崔昌益就来到苏联使馆。在与伊万诺夫的谈话中，崔吞吞吐吐地表示，希望苏联领导人在与金日成会谈时能涉及党和政府领导的政治问题，因为关于朝鲜的集体领导制是否得到了充分发展，目前是有不同看法的。伊万诺夫看出崔昌益有话要说，约他6月8日再到自己住所见面。 6月7日崔昌益通过金承化告诉苏联大使，会谈期间不要有翻译在场，只有金承化可以参加。 在6月8日的单独会见中，崔昌益详细讲述了他对朝鲜党和国家领导层出现的不健康情况的看法：领导干部的选拔和任命存在着任人唯亲的路线和派别之争；党的领导者（显然是指金日成）不愿承担责任，把一切组织工作的过失都推给许嘉谊；对苏籍朝鲜干部许嘉谊、朴昌玉的批判和斗争是不公正的；现在中央常委会的干部大多是素质底下、经验不足、阿谀奉承之辈；党内不能正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的会议上不能畅所欲言；朝鲜领导人从来不提苏联在解放朝鲜中的作用，以批判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作掩护取消苏联文化，等等。最后，崔昌益希望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能向金日成提出必要的建议。 这显然是一种试探。几乎所有朝鲜干部都知道，只有苏联的意见才能促使金日成改正错误，没有莫斯科的表态，所有对金日成的批评都无济于事。

由于不了解莫斯科的态度，反对派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平壤依然平静如水。此时，莫斯科召伊万诺夫大使回国（很可能就是商议苏联领导人与金日成会晤的一事）。临走前，伊万诺夫于6月19日特意拜访了正在朝鲜主持工作的崔庸健，询问有何事情向朝鲜代表团转达。崔庸健回答，这段时间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情，一切都按照金日成出国前夕的指示在进行。 如果上述关于7月上旬苏联领导人会见并批评金日成的判断正确，那么接下来的合理推论就是，李相朝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了在朝鲜境内的老战友，于是，反对派干部在7月中旬采取了进一步更为明确的政治行动。

根据一份十分重要但尚有争议的俄国解密档案，1956年7月14日，建筑材料局局长李弼奎来到苏联大使馆。李弼奎也是延安派老干部，他自我介绍说，16岁参加中国革命，回到朝鲜后在苏联民政府负责安全部门工作。1948-1950年在苏共中央下属党校学习，回国后曾任人民军副总参谋长、内务省第一副相。因同朴一禹关系密切，受其牵连，调离内务省，改任化学省副相，后贬为建材局长。因大使回国，彼得罗夫作为代办接待了李。在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中，李弼奎滔滔不绝，并直接把矛头对准金日成。他直言不讳地抨击了“无法容忍”的对金日成个人崇拜的种种现象，其结果就是党中央和内阁集结了一批专会给金日成拍马屁的龌龊小人，18名内阁相中有一半人存在历史阴影。李弼奎透露，现已有一批干部组织起来，认为有必要尽早对金日成及其亲信采取某些行动，目的是更换现在的党中央和政府领导层。行动的方式有两种，或者在党内开展尖锐而果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估计金日成不会接受，或者强行改变政治格局——估计将会付出牺牲。目前这些干部正在进行准备。尽管回避了苏联代办关于这个组织都有哪些成员的问题，李弼奎还是谈到了他对一些干部的看法，从中大体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崔庸健——最近表现出对金日成的作为不满意；崔昌益——有丰富的革命经历，如果斗争开始，他会站在金日成的对立面；金枓奉——安于现状，但不会盲目追随金日成；朴昌玉——过去曾是金日成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现在想要弥补自己的过失；朴义琓——是个好人，在领导干部中享有威望。其他人如金一、朴正爱、朴金喆、金昌满、韩雪野，不是坏人，就是小人，或者根本不值一提。最后，李弼奎要求对谈话内容严格保密。

对于这个标记为7月20日的打印稿文件，兰科夫教授依据他所发现的该文件手写记录稿及彼得罗夫后来向伊万诺夫的汇报进行了仔细考证，并发现一些重要问题。首先是时间不对。手写稿形成的时间是7月14日，即谈话是在这一天进行的，但打印稿改为7月20日。其次是内容有出入。打印稿删去了手写记录中李弼奎抨击金日成的最严厉的词句，还删去了有关李相朝反对个人崇拜及其与李弼奎关系密切的内容，但添加了手写记录中没有的内容，即关于有一个反对派组织存在的内容。最后是彼得罗夫向大使汇报时又谈到了打印稿和手写记录中都没有记载的新内容，即李弼奎曾谈到，如果朝鲜领导层的更迭不能和平实现，他们将转入地下斗争，并会得到革命者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支持。 笔者手里只有该文件的打印稿，没有看过另两件档案，但只要这两文件确实存在，兰科夫教授的考证应该是可信的。

根据上述文件可以作出如下判断：1、苏联领导人在莫斯科批评金日成的消息是李相朝传递给其在朝鲜的亲密战友的，这个消息对崔昌益、李弼奎乃至朴昌玉等反对派干部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反对派很可能是此时开始相互联系的）。2、这些干部讨论了对金日成及其亲信展开政治斗争的问题，即首先按正常程序或常规做法开展批评和自我评判，否则考虑采取某种强硬的政治行动（应该是指在会议上强行提出批评），但无法认定他们是否已经建立了一个组织（可能性不大）。3、反对派的主要目标是更换朝鲜党和政府的领导层，甚至包括金日成本人，而理由就集中在个人崇拜问题上（这是金日成的软肋，也最能够打动苏联人）。4、反对派认为所采取的行动必须也很可能得到苏联的进一步支持，所以才再次到使馆汇报，为说服苏联人，谈话非常直率，但也有些夸大其词。5、此时考虑准备“采取行动”的反对派的核心人物，从谈话人的语气看，李弼奎本人应该是其中之一（彼得罗夫也是这样判断的），而金枓奉、崔昌益只是可依靠对象，崔庸健和朴昌玉则是可争取对象（对崔庸健的判断明显失误，其原因可能是落花有心，流水无意，也可能是有意夸大，以壮声势）。6、最后，关于彼得罗夫修改文件的原因，因未看到原件，还不好说。感觉应该是彼得罗夫的个人问题，或者如兰科夫猜测的，与苏联使馆内部矛盾有关。至于转入地下斗争并取得志愿军的支持，显然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此外还有两点需要补充。笔者曾采访时任劳动党平壤市委组织部长的金忠植，金是在朝鲜国内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当时也参与了对金日成的批判，八月事件后逃到中国。他谈到了两个情况：第一，党内对金日成的不满情绪非常普遍，金日成出国后一些干部商议，准备在8月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批判金日成，组织者是职业联盟委员长徐辉，他得到了崔庸健的支持和金枓奉的赞同。第二，6月28日波兰爆发的波兹南工人罢工的消息传到朝鲜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平壤有几万对党的政策不满的工人也要组织罢工，并得到平壤市委副委员长洪淳宽的支持，5名市委常委中有4人同情工人。 由此判断，徐辉应该是反对派的主要组织者，这一点后来发生的事情可以证明。而据苏联大使报告，波兹南事件的确“进一步加强了对朝鲜劳动党领导人的不满情绪”。

就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金日成回国了。

3 金日成的反击与八月全会

关于金日成是何时及如何得知反对派正在策划“阴谋”的，有当事人回忆说，金日成在国外时就已经从崔庸健或苏联外交官那里得到了消息。 而金日成自己在回忆录里说，是回国后他的副官长李乙雪和南日向他报告的。 这里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回国途中，金日成7月13日离开莫斯科去蒙古，直到19日才返回朝鲜，就是说他在蒙古及回国途中整整耗费了6天。 如果这时金日成已经知道国内有人准备“篡党夺权”，很难想象他还会为几万头牛羊悠闲地与蒙古人谈判。俄国档案披露的情况也证实，金日成的确是在回国后才发现危机已经存在的，而南日就是向他通风报信并协助“灭火”的主要人物之一。

7月20日，金日成会见了朝鲜党和政府的其他领导人，除向他们通报了出访情况外，还专门谈到波兰事件。金日成指出，波兰危机的出现，就是因为领导人过于关注个人崇拜问题，而没有注意知识分子的“危险思潮”。 金日成显然是在提醒大家，事实证明，非斯大林化的结果就是政治的不稳定性，从而为自己的方针辩护。就在这一天，朝鲜政治不稳定的消息就传出来了。根据南日7月24日向彼得罗夫通报的情况，7月20日朴昌玉来到南日家中，开门见山地告诉他，崔昌益、金承化以及他本人等一批领导干部，打算在即将举行的中央全会上严厉批评金日成的领导方式、个人崇拜等错误。为了争取南日加盟，朴昌玉说，他们会取得多数领导干部的支持，甚至不排除崔庸健也会加入对金日成的批评。南日向苏联人表示，他个人认为这种做法不可取，会“导致不良后果”，在党员和人民中间“丑化金日成”，引起政治混乱。而金日成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正在采取措施改正。随后，南日表示，是否将此事告诉金日成，他感到很为难。彼得罗夫表态说，联合批评金日成这件事值得高度关注，朴昌玉采取的立场明显是不正确的，这样做可能会在国内外引起不良反应。彼得罗夫建议南日应劝说朴昌玉、金承化放弃这种做法。至于是否向金日成通报，彼得罗夫说，这是南日自己的事情，但又说，如果这样做，最好不要提到具体人名。南日立即表示同意，并自告奋勇将帮助金日成准备自我批评的发言。 由此可知，朴昌玉此时已经参与了反对派的活动，并承担了联络苏籍朝鲜干部的任务。另外，毫无疑问，金日成马上就得到了全部消息。

随后几天，反对派的活动紧锣密鼓地展开了。7月21日朴昌玉告诉苏联参赞费拉托夫，在下一次中央全会上，将对金日成进行集中批评。 7月23日，崔昌益拜访苏联使馆，也通知费拉托夫，“在未来的中央全体会议上金日成将会受到尖锐批评”。 与此同时，金承化告诉费拉托夫，他最近两次与金枓奉谈话，询问对在中央全会批评金日成一事的看法。金枓奉表示很高兴看到这样的行动，因为金日成不想改正自己的错误，但他认为很少会有人下决心反对金日成。 关于这些情况，后来逃亡中国的徐辉等人向中共中央报告说，金日成回国后不久，费拉托夫曾通过金承化与崔昌益、李弼奎、徐辉、尹公钦等人见面，表示同意他们的观点和做法，甚至说“为了消除朝鲜劳动党内的个人崇拜及党的工作中的严重缺点，必须要很好地组织斗争”，并把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莫斯科与金日成会谈的内容以及金日成已承认错误的情况透露给他们。徐辉等在报告中说，“我们很受鼓舞”，因为没有兄弟国家的支持，去批评大权在握的金日成只能导致牺牲，而有苏联的支持，就可以制止金日成的独裁。 然而，在兰科夫教授引用的上述费拉托夫的三次谈话纪要中，根本没有这些内容。尽管笔者没有看到这些文件的原文，但相信如果文件中提到如此重要的信息，兰科夫一定不会放过。从前面所引彼得罗夫与南日谈话中的表态来看，苏联外交官中即使有人同情反对派，也不可能如此直白地表露出来。徐辉等人这样说，很可能是在事后为自己采取的鲁莽行动寻找理由，以便给中共中央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反对派积极活动的时候，金日成及其支持者也没有闲着，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挑战进行了充分准备，并且按部就班地展开了行动。首先当然是取得莫斯科的支持。与反对派相比，金日成、南日等人与苏联使馆保持着更加频繁，也更直接的联系。除了外交场合的见面和会谈，应朝方的邀请或要求，彼得罗夫临时代办7月24日到外务省会见南日，7月26日与金日成进行会谈，7月28日拜会南日和朴正爱，8月1日与南日进行会谈。 尽管这些已通过电报送交莫斯科的“特别会谈记录”目前尚未解密，但可以肯定其内容与朝鲜政治有关。很快，苏共中央就有了答复。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彼得罗夫8月2日约见金日成，并向他通报了莫斯科来电的内容，其主要精神是“在批评朝鲜劳动党中央工作和政府活动的失误的过程中，金日成应当主动表现”。

7月30日，劳动党中央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中央各部负责人及一些内阁成员出席。朴金喆和朴正爱分别在会上发言，内容大体相同。他们首先承认在朝鲜劳动党内确实存在着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的现象，党在干部任免工作中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他们一致认为，对金日成的崇拜并不像苏联对斯大林的崇拜那样已经发展到危险地步，而且党目前正在采取措施准备纠正错误。所以，对于个人崇拜的问题没有必要进行全面讨论，领袖和党不会允许出现任何可能消弱党的力量的分裂行为。发言中还透露，实际上对于苏籍朝鲜干部的打击主要来自延安派干部；苏共领导人不会干预朝鲜劳动党的行动。 这两个明显是金日成授意发表的讲话，自然是为了安抚受到排挤的苏联派干部，以分化反对派的队伍，同时也告诫那些不安分的人不要轻举妄动，莫斯科不会支持他们。为此，8月1日的《劳动新闻》还发表了长篇社论，中心意思是个人崇拜应该批判，但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以免被阶级敌人所利用。

为了控制局面，金日成还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要求正在苏联的内务相方学世迅速回国，采取措施防止可能发生的紧急状况；第二，推迟召开原计划8月2日举行的中央全会，以便做好更充分的准备。随后，金日成、金一、崔庸健和朴正爱分别找朴昌玉、崔昌益和金枓奉谈话，了解他们的意图。伊万诺夫大使返回平壤后，8月6-8日，金日成、南日和朴正爱相继要求会见，汇报情况。根据他们的报告，反对派的成员有金枓奉、崔昌益、徐辉、高峰起、李弼奎、尹公钦、金承化和朴昌玉，而将受到攻击的人有金日成、朴正爱、郑一龙、朴金喆和金昌满等。金日成等人在谈话中承认工作有错误，并愿意承担责任，金日成甚至对金枓奉说，为了党的利益，如果需要的话，他准备辞去领导职务。但是，金枓奉、崔昌益坚持要金日成罢免朴正爱、朴金喆、郑一龙、金昌满、郑准泽等人的领导职务。朴正爱还指出，所有对党的不满和指责都是崔昌益鼓动的，背后的活动也是他一手策划的。金枓奉与崔昌益的老朋友，朴昌玉也参与进来。苏籍朝鲜干部金承化则充当崔昌益与其他反对派成员内部之间的联系人，中央已决定调他去莫斯科学习。在谈话的最后，伊万诺夫根据8月2日莫斯科来电的指示精神，分别对金日成、南日和朴正爱发表了内容大致形态的看法：朝鲜劳动党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勇敢地、坚持原则地揭露党的领导层工作中的失误，主动地开展批评，正确地分析那些不满意见产生的客观原因，采取切实的措施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弥补不足，从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对那些揭露问题、提出意见的干部不能进行压制，更不能采取党纪处分的手段，以免矛盾激化，使党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伊万诺夫在日记中写到：与金日成的会谈表明，他对朝鲜劳动党内部存在的不满情绪感到忧虑，并清楚地意识到这种不满情绪有着深刻的根源。“我认为，朝鲜朋友在全会开幕全面讨论前采取措施以取得中央常委会在这些问题上观点统一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只有这样，此次全会才能够在更广泛和更健康的党的基础上讨论朝鲜劳动党领导层的所有失误，并采取措施制定出清晰、明确的清除这些错误的行动计划。” 这些文件说明，此时金日成已经取得苏联的支持，尽管督促他采取主动态度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但莫斯科明显不希望看到朝鲜劳动党领导层出现不稳定的局面。

从4-5月对金日成抵制苏共二十大路线的极度不满，到8月初对劳动党稳定局势种种措施的明确支持，莫斯科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这种转变并不是因为对金日成的看法有了新的认识，而是受到了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因素的影响。4月5日，面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的冲击波，中共中央政治局发表了长篇理论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既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历史功绩，特别是揭露个人崇拜问题的勇气，又明确主张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承认他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目的就是替赫鲁晓夫“补台”，消除社会主义阵营思想混乱的局面。 苏共对此很重视，专门印发了20万册单行本，让党员干部学习。 6月28日，波兹南爆发群众游行和工人罢工，波兰政府采取了武力镇压的措施。事件虽然平息下去，但在社会主义各国引起很大反响，也令苏联领导人感到十分担忧。 6月30日，苏共中央做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强调在批判个人崇拜错误的同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基本接受了中共的理论观点。 7月12日，面对匈牙利因波兹南事件引发的党内危机和抗议活动，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决定逼迫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拉科西“退休”，以平息党内外的“激昂情绪”。 在如此多事之秋，莫斯科自然不希望再看到社会主义的东方发生一次危机和动乱。金日成又一次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

8月13日，伊万诺夫主动拜访金日成，向他介绍了刚收到的苏共中央来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二十大决议讨论和执行的情况。金日成报告说，经过详细了解情况后发现，党内对领导层不满的只是个别人，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徐辉。在言谈中，金日成也流露出对金枓奉的不满。伊万诺夫注意到，金日成和南日对莫斯科来信中谴责苏共党内个别反党言论的内容颇感兴趣，金日成尤其感到满意的是信中的结论及相关内容，即“党内民主不应被用来作为工具以达到损害党、破坏和削弱党的纪律的目的，不应被用来传播对党的领导层及其机关和骨干不信任的情绪和言论”。 金日成立即在朝鲜党内传达了这些信息。 在这次会谈以后，朝鲜劳动党内的局势逐渐明朗了，金日成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并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8月18日，金日成召集中央常委会，通报了苏共中央来信的内容，暗示苏联对批判个人崇拜的态度已有所改变。崔昌益的反应强烈，情绪有些激动，金枓奉发言比较克制，只是希望中央常委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党内问题。听了南日的通报后，伊万诺夫建议他应深刻领会苏共中央建议的精神，端正对批评者的态度。劳动党中央应该主动把问题摆出来，揭露错误，开展批评，找到产生错误的原因，而不要本末倒置，把主要精力用来调查反对派的活动。

根据南日和朴义琓的报告，8月21-23日，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开会讨论党内状况问题。在金日成的开幕词后，崔昌益首先发言。崔昌益指出，在朝鲜劳动党内部存在着个人崇拜现象，缺乏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干部选拔不是根据其业务素质和能力，而是对领导人是否忠诚。崔昌益建议解除朴金喆副委员长的职务，并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对郑一龙和金昌满进行审查。接着，朴金喆、金昌满、金一和林海发言，一致对崔昌益进行了严厉批判，他们都特别强调一点，即崔昌益的行为是直接反对金日成的，企图在国家领导层内部制造纷争和削弱党的力量。金枓奉的发言比较平和，但也认为朴金喆等人不能胜任所担负的指责，在党内有必要开展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实现真正的集体领导。对于朴金喆等人的发言，金枓奉认为不应一味地指责批评者，而应对其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会议期间，金日成找朴义琓进行了3个小时的单独谈话，要求他在会上保持中立，不要对党和政府进行批评，并希望他支持朴金喆。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南日发言对崔昌益进行了“彻底批判”，金枓奉则改变了态度，提出不要抓住一些干部的历史问题不放，还建议撤销崔昌益的职务（南日就此评论说，金枓奉已经退出崔昌益集团）。金日成最后发言表示，他认同这样的看法，劳动党领导层的确存在着错误和不足，并将采取措施予以清除，但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对于一些领导干部的职务问题，因证据不足，不予撤换。会议决定8月30日召开中央全会。朴义琓还反映了一个情况，即国家安全部门已经对某些干部使用了“警察手段”，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遭到审问。分别听取南日和朴义琓的汇报后，伊万诺夫发表了意见，他认为会上对党的领导人提出的批评意见基本正确，绝不能对批评者采取任何过激手段，把批评人说成“怀有敌意的反党集团”也是不对的。伊万诺夫还建议朴义琓，劝说金日成主动进行自我批评，采取措施改正错误，从而巩固劳动党的领导地位。 可以看出，现在苏联使馆的担心，已经不是反对派要采取过激行为，而是金日成要使用严厉手段。无论如何，其结果都是激化矛盾，酿成危机。

8月28日，朴义琓造访苏联使馆，通报了当天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开会的情况。会议通过了金日成将在中央全会所作报告的草稿，金枓奉和崔昌益认为，报告应该更多地谈谈个人崇拜及其严重的危害，而压缩关于派别活动的内容。朴义琓还说，这些天来，金日成、朴正爱、金一、南日和方学世纷纷找他谈话，极力劝说他不要在中央全会上提出“那些已经十分紧迫的问题”，“不要掺和到这些烂事里”。朴义琓指出，现在已经出现了要对那些不服从的领导干部压制的苗头，如把金承化调去苏联学习。金日成还对朴义琓威胁说，如果那些人还要在会上继续发言反对国家领导人，那么中央手里掌握的有关他们的材料就派上用场了，而且大家都清楚，他（金日成）可是莫斯科支持的人啊。 但金日成向伊万诺夫所谈28日常委会的情况却很不相同。他说报告草稿得到常委会一致称赞，崔昌益认为报告中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提的很尖锐，金枓奉也同意报告的内容。常委会的核心是讨论干部问题，而非个人崇拜问题。研究表明，对朴正爱和朴金喆等人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金枓奉也同意这些问题不提交中央全会讨论。金日成还说，常委会的结论是，某些人指责中央领导人的目的是破坏党和国家的领导层。金日成甚至还暗中向苏联大使施加压力：金枓奉说他所提出的干部问题曾“得到兄弟党的支持”。 如果记住金日成的谈话是在9月1日，即充满激烈斗争的中央全会已经闭幕，且金日成大获全胜，那么就可以理解他与伊万诺夫的谈话内容为何同朴义琓所说情况存在如此差别，以及他为什么敢于暗示苏联大使不要再干预朝鲜事务。

关于此期徐辉、李弼奎等反对派骨干分子的活动，档案材料中没有任何反映。不过可以判定，金日成及其支持者频繁与苏联使馆接触，反复找一些持中立态度的干部谈话，又对受到怀疑的人采取监控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的活动空间已经十分狭小。即使他们想采取什么行动，也是孤掌难鸣了。8月30-31日中央全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反对派势单力薄，只能孤注一掷。会议的过程很简单，结局也是可以预料的。

8月30日中央全会开幕，金日成首先作报告。与以前党内文件或讲话相比，这个报告不同的地方是用很大篇幅讨论了个人崇拜问题，相同的地方是依然只谈苏联的个人崇拜和朝鲜对朴宪永的崇拜，而对领袖金日成的崇拜问题，只是在谈到宣传工作时顺带提了一下。报告强调，“最近几年党中央委员会对纠正与个人崇拜相关的现象极为重视”，还特别指出，“个人崇拜绝对不是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上产生的，也不是敌人喜欢断言的那样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弱点”。像以往一样，报告批评的重点是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以及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表现。 报告后进行大会讨论，第二个发言以后整个会场马上就陷入一片混乱，还出现了很多激烈争斗的场面。关于这些情况，档案文献中不同的人有不尽相同的说法，而当事人的回忆更是五花八门。档案材料有金日成、朴义琓分别与伊万诺夫的谈话，徐辉等人给中共中央的信，李相朝给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高熙万与萨姆索诺夫的谈话，米高扬与朝鲜劳动党代表团的谈话，以及伊万诺夫关于八月事件的报告。 学者经常引用的口述史料则来自林隐（即许彬，原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高峰起（原金日成秘书室主任）、姜相浩（原内务省副相）、李相朝（原驻苏大使）及金楚雄（苏联使馆朝文翻译）等人。 经过梳理和对比，笔者以为朴义琓对苏联使馆讲述的情况比较全面、客观，因而比较可靠。故以下所述，除特别说明外，主要取自朴义琓的谈话。

前两个人，即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李钟玉和咸镜北道委员长金泰根的发言，除了歌功颂德，没有什么实际内容。第三个站起来的是贸易相尹公钦，根据俄国档案中保存的发言稿，尹的发言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揭露党内生活及工作中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的问题：个人崇拜思想广泛蔓延，批评和自我批评遭到压制；有人溜须拍马，有人滥用职权，有人专横跋扈。接着，尹指名道姓地讲述了许多具体问题，金日成、金昌满、韩相斗、朴金喆、朴正爱、李一卿等人都在被批评之列。发言是围绕着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展开的，涉及范围之广，具体内容之细，实为有关这一问题的文字材料中所罕见。发言最后向党中央提出两点建议：保障党内民主，制止以各种方式压制批评；将金日成个人崇拜问题交全党讨论。 不过，尹公钦的发言并没有讲完。当尹刚提到劳动党内的严重问题时，金日成就打断他的发言，指责尹是在诬蔑党。尹公钦的随后发言不断被人插话、打断：“你是在诬蔑”，“难道朝鲜劳动党是法西斯或资产阶级政党”，等等。当尹点到崔庸健的名字时，崔站起来大骂尹公钦是“狗崽子”，还使用了各种侮辱性的语言，甚至要上前揍他（徐辉语）。此时崔昌益起身想发言，但没有得到允许。尹公钦的发言讲到一半时，被迫中止（崔庸健语）。金日成提出，没有必要给反党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继续发言的机会，应该立即停止讨论。随后对此建议进行表决，结果大部分同意，7票反对（徐辉语）。然后休会。复会以后，尹公钦等人没有再回来。大会当场通过决议，开除尹公钦的党籍（林海语）。接下来的发言就是对尹公钦及其他反对派干部的严厉批判或为金日成辩护，依次发言的有财政相李周渊、外务相南日、青年联盟委员长朴容国。随后崔昌益发言，他不否认党的政策的正确性，但认为个人崇拜也是党内的大问题。他的发言也数次遭到质疑。接着平安南道委员长金万金发言，提议对以崔昌益为首的反党集团展开调查，并把他们全部关进监狱。以后，金昌满、玄正民（咸镜南道委员长）、李一卿、崔庸健相继发言，不仅针对尹公钦，还点名揭露和批判崔昌益、朴昌玉、徐辉、李弼奎。朴昌玉最后要求发言，想为自己辩白，也被一片抗议声所打断。金日成在结束语中要求对崔昌益和朴昌玉采取组织措施，大家一致赞同。

当天休会后，徐辉、尹公钦、李弼奎三人回家，发现电话已被切断，形势不妙。他们找到时任文化省副相的金刚（原朝鲜义勇军鸭绿江支队政委）商议，随后于当晚驾驶一辆军车，直奔中朝边界的鸭绿江大桥。 在第二天继续召开的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关于崔昌益、尹公钦、徐辉、李弼奎和朴昌玉等同志的派别和阴谋活动》的决议，历数罪状后，宣布将他们开除出党，撤销党内一切职务，并建议内阁撤销他们的一切行政职务，并责成监察委员会对崔昌益、朴昌玉及其他有关人员进行调查。 按照朴义琓的说法，会后“整个国家陷入大规模的搜捕和严厉镇压之中”。

八月事件到此告一段落，把上述过程和情况归纳起来，笔者有以下几点看法提出来，与学界同仁商讨。

第一，以往关于八月事件的描述，多把发起者称为“延安派”，此议不妥。其一，朝鲜劳动党内各派，除南方派以外，延安派和莫斯科派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派别，也没有组织活动。其二，原有各派干部内部即使有一些个人之间的联系，经过几次政治清洗和重新站队，到1956年初早已打乱了原来的干部结构，劳动党三大时领导机构的形成就很说明问题。其三，反对金日成的骨干力量当中，固然延安派人数为多，但也有苏联派和国内派不少人，如朴昌玉、金承化、高峰起等。其四，金日成的支持者当中，也不乏原莫斯科派、国内派甚至延安派的干部。既然不能证明延安派在这次事件中单独成立了地下组织，或以该组织为核心发起了反对金日成的行动，那么就很难把这次政治斗争说成是“延安派”组织或指挥的。其实，这次政治斗争是所有对金日成及其支持者不满的干部参与的，所以统称为党内“反对派”可能比较合适。

第二，不过，反对派的核心人物的确是原延安派的干部，即徐辉、尹公钦和李弼奎。刚一发现苗头不对，首先逃跑的就是此三人（金刚只是协助逃亡者），这很能说明问题。崔昌益、朴昌玉、金承化、李相朝都积极参与了这场斗争，但似乎还不是策划者或中心人物。金枓奉只是外围人物，是反对派积极争取的对象。最没有道理的，是把崔庸健认定为反对派努力争取的中心人物，甚至把反对派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崔庸健的“出卖”或“背叛”。崔庸健一直是金日成的追随者，特别是金日成1955年力排众议，把崔庸健推上中央副委员长的宝座，1956年出国时又委托崔庸健镇守国内，这些情况所有干部都看在眼里，反对派怎么可能对崔庸健寄予厚望，而把身家性命交与一个金日成的心腹？当事人的这种说法，不过是为了争取支持而壮大声势，或为斗争失败推脱责任。

第三，关于八月事件的性质，应该说是一次党内合法的政治斗争。首先肯定不是后来朝鲜劳动党给反对派定罪时所说的军事政变，反对派手里既没有军权，也不掌握警察，如何组织和发动武装政变？把反对派的活动说成是“反党阴谋”也没有根据，他们的活动几乎没有什么秘密，一方面不断向苏联使馆报告，争取支持，一方面到处游说，发动各种反金日成的力量，那里还有什么“阴谋”！他们最初是希望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最传统的党内斗争方式夺取金日成的领导权，或至少是达到“清君侧”的目的，后来发现既没有足够的力量，无法得到苏联的支持，于是便孤注一掷，在中央全会上公开站出来指责金日成，试图造成影响，做最后的拼搏。

第四，反对派失败的原因，关键是苏联对处理朝鲜党问题态度的转变。朝鲜劳动党的个人崇拜问题，既是金日成的致命弱点，也是反对派的手中武器。起初苏联领导人出于对朝鲜劳动党中央抵制苏共二十大方针的不满，支持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错误提出批评，自己也主动找金日成谈话。正是这一消息的走漏（尽管可能不是苏联人的责任），给反对派的活动增强了动力。后来由于担心思想混乱、局势动荡，莫斯科在批判个人崇拜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收缩，又明确表态反对采取激烈方式批评金日成，其结果既为金日成鼓了劲，也给反对派泄了气，这场政治较量的天平便明显地一边倒了。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最后，关于这段历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有一些说法笔者很难苟同。姜相浩回忆说，“密谋者与中国大使馆有一条秘密联络渠道”，有学者据此认为，反对派始终与中国大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整个事件有可能就是由中国煽动起来的”。 多年后金日成的一个说法更是自欺欺人，他说反对派这些人“敢于闹，是因为彭德怀给他们撑腰”。 根据现有史料，可以确定的是，1956年7月苏联领导人与金日成会谈后，向中共中央通报了会谈情况。但具体内容不详，中共也没有做出反应。 另据俄国档案记载，8月3日中国驻朝使馆参赞曹克强拜会苏联临时代办彼得罗夫时说，“在与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的会谈中，个别朝鲜同志对中国如何对待个人崇拜的问题颇感兴趣”，而使馆的答复都是遵循《人民日报》的口径。 这个说法，与笔者采访金忠植的记录完全吻合。在回答延安派干部是否与中国使馆进行联系的问题时，金忠植说，中国使馆的态度很冷淡，或者避而不见，或者含糊其辞。 8月17日伊万诺夫拜访中国使馆，从他挑选的这个会面时间看，苏联人很可能是想了解一下中国对朝鲜政局的立场。但乔晓光大使只谈到了一个情况，即关于朝鲜希望中国在五年计划中提供何种援助的问题，目前仍未向使馆做任何通报，有可能金日成率团出席中共八大时会提出这个问题。 看起来，中国对当时朝鲜党内斗争的详细情况既不了解，似乎也不关心。 不过，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反对派干部逃亡中国几天后，中共中央不仅卷入了朝鲜劳动党八月事件，而且成为主要角色。

文/沈志华，本文曾刊发于《二十一世纪》，为系列长文《金日成走上权力顶峰》第二篇，原题《八月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