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王琪终于回到了故乡，但关于他身上的众多疑团尚还没有解开。以至于直到今天，在论坛里，在微博上，甚至在新闻的留言页下边，“英雄派”和“逃兵派”已经全面吵成一锅粥了。

其实，由于早期报道的模糊和混乱，自然引发了很多合理的质疑。

例如，战后中印边界必然是严格管控、分边把防的绝对禁区。如何能轻轻松松的离开军营请假出去玩儿?

众所周知，当时爆发战争的地区都是人烟稀少的山地，怎么跑到路边就碰上了印度红十字会的车辆?

同时怎么过了一会儿，又有中国红十字会的车辆出现更远的印度控制区?这些讲述是真的还是假的?

正因如此，出现种种质疑也是很正常的。不过，随着媒体记者报道挖掘的深入：

现在我们知道，王琪入伍服役是在兰州军区第55师，分配在工兵营二连三班当兵，二连主要负责渡河架桥保障任务，遇山开路遇水搭桥。

现在我们还知道，王琪脱离部队的地点是在达旺附近，时间是1963年1月1日(王琪自述)，或者1962年12月31日(王琪班长回忆)。

如此这般，展开解放军官方战史《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和藏南地区地图，我们就能开始寻找答案，审视目前所有的媒体报道了。

达旺是哪儿?它在哪里?

达旺是藏南地区最著名的地点，位于藏南地区西端，离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不远，离山南地区的错那县的直线距离也不过50公里。著名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就出生在这里。

至于什么是藏南，什么是麦克马洪线，什么是对印自卫反击战，什么是9万平方公里，限于篇幅无法一一讲述，更难细说成败得失。但相信关于这些概念，本文的读者都应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了。

【对印自卫反击战——藏南西端部分】

但为了搞清问题，涉及到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达旺部分，我们还是得先来了解一下细节。

简而言之，对印自卫反击战在藏南地区西端的作战分为两个阶段。

先是1962年10月20日至25日，恰逢举世瞩目的古巴导弹危机，西藏军区的419部队(原18军52师部队)和11师2个团等共一万余人发动反击，将越过麦线继续向北进犯蚕食克节朗的印军赶了回去，并乘胜追击，通过麦线上的棒拉山口，收复了达旺，击退印军6000多人。

随后，当时驻扎青海的兰州军区直属第55师奉命紧急增援这一方向，通过青藏公路汽车运输进入西藏，到达错那下车，后步行通过急造军路(临时修的简易公路)，历时半个月抵达前线达旺。

11月18日，解放军三个师级部队共22000多人发动了第二轮更大规模的攻势。

通过迂回穿插，翻山越岭，在唯一的“一路长蛇”公路沿线，多点同时展开攻击，18、19、20、21，仅用四天时间，就跨过达旺河谷，攻占西山口(也名色拉山口)，夺取德让宗、邦迪拉，一举推进近70公里。

当面的8000印军主力从未遭遇过这样突然的全方位攻击，一片混乱，被大批成建制歼灭，连后方的印度军政当局也都在全面撤退逃跑。

营级规模的前锋部队已经进抵查库，连级规模和更小规模的侦察分队进得更远，已经可以清晰俯瞰山脚下不到20公里外的阿萨姆邦大平原，也就是西藏和印度之间传统的习惯分界。

但奉总参谋部的命令，解放军的兵锋就此戛然而止。自22日零时起，主动停止进攻，不再继续前进，转入山林清剿残敌阶段。

一周后，中国政府决定单方面主动停火后撤，参战的解放军部队于12月1日开始，在打扫战场的同时，沿着公路陆续交替撤退，准备主动撤回到原先的实际控制线上。

但同时命令，参战各师的各工兵营，继续修通和改善从错那县到棒拉山口(也就是后方县城到麦线山口)的公路，尔后准备参加修筑中尼公路。

12月9日，中国军队全部撤出了邦迪拉，21日又全部撤出了德让宗。

根据官方战史的记载，也正是王琪走失的稍早时分，12月30日和31日，所有中国军队又从达旺河以南，全部后撤至达旺河以北地区。

先撤的是11师和55师，最后撤的是藏字419部队，压阵的是155团。他们回到达旺，刚好是1963年元旦。

这，就是从达旺又回到达旺的主要过程。

【元旦战场态势】

那么，不管是12月31日还是1月1日，这时候中国军队的布防态势就是，沿着达旺河以北布防，防御印度军队尾随的滋扰、偷袭和反扑。

而除了沿河布防警戒待敌的部队，尚还在麦线以南的部队主力，自然大多会驻扎在这片不大区域的唯一镇子达旺。

也正如王琪的班长张玉明所明确讲述的，当时部队就驻扎在达旺，这一点符合历史记载，符合空间逻辑，应该无误。

那么，这时会在哪里能够碰到印度的红十字会车辆?

据记载，1962年12月5日、13和19日、31日，中国在中印边境东段西端，分别在邦迪拉、德让宗和江村，向印度红十字会释放了被俘印军伤病员，约400名。

向对方转移战俘，自然要在己方控制的前线位置，防止对方的包围偷袭。

这5号的第一次，显然在当时的前线邦迪拉。

而中旬的两次，则是在后面一点的德让宗。当时中国军队已于9日从邦迪拉回撤到这里。

可见，中国军队是随着一步步后撤，随时调整在最前线与印方接洽的。

而最后一次发生在12月31日，也就是中国军队正从达旺河南全部撤到达旺河以北的同时。

由于中国军队10天前已经撤出了德让宗，向印度方面交接的前沿地带，就是只剩那个叫“江”的村子了。

在这里，以及从这里往南，通往印度的道路上，的确会有印度红十字会的车辆来回穿梭存在。

而从这里往北，河的北岸，中国军队是不会轻易把印度人的车辆(即使是红十字会的名义)放过来，即使进来也绝不让其大摇大摆孤身一车进入自己的防区的。

【河谷江桥】

那么，“江”是哪里?

它就在渡河之处，河南岸的山坡上。从西山口到达旺，唯一能走汽车的道路所必经之所。

这里的名字很简单，Jung，翻译成汉字就一个字，有人也写成“让”。但江的含义显然更合乎这渡河河口的位置。而更多的时候，按汉语地名习惯，混杂藏式地名，叫做江卡，或者干脆叫江村，这指的都是一个地方。

这时候，战场的态势泾渭分明——达旺河北岸，中国军队大军集中在这里，把守着要道，加之胜战之师的军威，手下败将印度军队不敢造次，越雷池一步。

达旺河南岸，中国军队已经完全撤回，印度红十字会接运己方被释伤俘的车辆人员已经抵达桥头堡江卡。

有人会问，31日那天会有车辆，1号呢?2号呢?3号呢?

笔者要说，以那道路当时羸弱的通行能力，以及那会低功率汽车走得还没有人快的蜗牛速度(老兵亲身回忆)，还有江卡村那半山腰狭隘的场地，印度方面把百来号伤病员运上几天是完全可能的。

【咽喉锁钥】

如果读者此前看过笔者对川藏铁路的介绍的话，就对青藏高原的深切河谷有深刻的印象。

本来就崎岖的高山深谷，因为流水的切削作用，愈加险峻。而偏偏这里又是山谷和河道河流最窄处，唯一能搭桥过河的地方。

于是下大坡——过河——爬陡坡，陡峭山坡上一道道之字形的回龙坡道，成了青藏高原山区过河的常态。

而对于藏南地区来说，村镇散布在坡度稍缓、可以修建房屋聚落的半山腰，也正是常态。

从北岸高处看南岸的江卡全景，九曲回肠，极尽蜿蜒的爬坡道，这一段的高差是1300米

看看这片河谷，从2500米的达旺，下到2000米河谷，通过唯一能过车的桥(中国方面称其为“东新桥”)，再爬到2600的江卡，再继续攀升，穿越十几公里的高寒山谷，翻越4200米的西山口……这就正是藏南仅有的几条能通车道路之一。

这一路上，狭门关隘比比皆是。再大的部队也只能一字长龙，逐次通过，造就了易守难攻的交通格局。也正因如此，当时布防的印度军队对逐次拦截，层层防御中国军队很有信心。

更加上他们撤退时用炸药把东新桥一炸了之，觉得中国军队除非插了翅膀，是根本过不来了。

谁想到，中国军队利用达旺山下仅能走人的钢索藤框“真卡儿桥”(藏字419部队的3个团)，又到上游30公里的廷布(也写作丁布)，抢搭简易渡桥(11师2个团加55师163团)，就这么过了达旺河。

然后，一万多人规模的大部队隐蔽行动，历时近一周穿越极难通行的陡坡原始森林和高寒山地，在总攻前秘密抵近印军纵深后方侧翼，随后全线左右两侧同时发起总攻，从没听说这般打法的印度军队完全懵掉了，以为是神兵天降。

这就是刘伯承制定的“打头、切尾、击背、破腹”战术。

而且即便正面发起强攻的55师165团，也得益于工兵营的突击抢修，快速架好了东新桥，按时发起突击作战。在背后三个炮兵团的火力支援下，迅速攻占了西山口。

而就在这里，或许就也有老兵王琪当时的一份贡献。

只能过人的铁索吊桥

【过河之谜】

话说回来，我们也正能看到，这几十公里的河谷，能过河的桥就那么几处，而能过车的只有一处。正如在青藏高原山区修路，最难的是什么，过河嘛。

综上所述，一个真正重要的关节点就出现了。

请记住战场态势，通车的道路就只有一条，中国大军都位于河北岸，双方当时实控的地区以山谷底的达旺河为界。

那么，在北岸自己这一边，群山环抱的达旺镇，一个进了树林就迷了路的士兵，转了三天一回到大路上，是怎么就碰上一辆印度车辆只能向他们求救的?

这都是解放军自己的防区啊。

这就是江卡下边唯一能过车的“东新桥”

所以，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他过河了，去了南岸了……

那么，不管是他从公路桥过的河，从铁索桥过的河，大摇大摆过的，趁人不备过的，还是趁冬天水小，淌水、泅渡过的。

桥位附近，这么小小的一段，高差就有230多米，30米长的桥都几乎看不见

在穿越这片地区，这块山谷唯一的大河(也有几十米宽)的时候，他就很清楚自己要去哪儿，在做什么。

这条河，是这片地区重要的河山分界线，是大军一个多月前的进攻发起线，是当下撤回后两军对峙的最新隔离带，更是这片大山谷的最低点。

特别对于一个以过河架桥为己任的老兵来说，他真的不是在迷路……

【达旺看不见了？】

还有个一个难以解释，达旺所在的北岸，不同于南岸山脉里的原始森林。

这张卫星拍摄于1月4日，是藏南山区“凉季”的典型特征

它正好地处一个环形的心形山谷，这个山谷方圆十公里，足够开阔、广大，不是一会儿就能走得出的。

还有一个常识，在这种陡峭的山地里，人走了很久都走不远。正如班长说的，山上搬东西再下来，要一整天。

而达旺镇正好位于心形山谷的中央，又是一个突出的山头上，尤其是半山腰上矗立的达旺寺历史悠久，位置突出，可是一个非常显眼的地标啊。

12月、1月并非是藏南地带的雨季(夏季)，降雨不多，天气晴朗，山区早间会有雾气，但10点过后就会散开。大晴天的都看不到么?

【还有例外吗？】

如果班长彻底记错了，如果军史和其他殿后的老兵也都记错了，自己也记错了，12月31日或者1月1日或者再多记差那么几天，这个工兵营大部队还在河南岸活动，那么一个士兵迷失在大森林，无意向南走去，最后在公路上遇到印度车辆人员，倒还有那么一点可能。

比如当时担负穿插的154团，通过吊桥走小道，手持指南针拿地图，一路急行军，两天抵达印军侧翼的前沿据点邦嘎江寺。

但接下来，工兵营的战友们全力找了两天，断断续续找了至少一周，他们就不赶回北岸了?不担心被印度军队吃饺子么?

所以，军史、班长、其他部队老兵全都记错了的可能，实在是不存在。

12月31日或者1月1日，他也不是敌后侦察兵，的确是和大部队一起，在河北岸的达旺。

从目前所掌握的全部信息来看，绞尽脑汁还能想到唯一的例外剧情，就是他在北岸中国军队的控制区的公路上，被一辆秘密闯入的印度红十字会的车拽了上去，然后捂住他的嘴，驾车穿越火线，把他绑架到了南岸的印军控制区……

这大片……

【请假之谜】

当然，还有众多熟悉军队纪律、当过兵的网友都早已指出的。

由于大军都返回了一河之隔的北岸，凭险据守，加之战胜军威，印军构不成威胁态势，的确也正在准备过节。

正如这个连处于一半人休息，一半人上山(应该是后方的较高处)背补给，领慰问物资的相对放松状态。王琪的确有时间去森林里玩耍。

但是，尽管已经停战，这里依然是作战区域，而且是占领管辖不久情况复杂的藏南地区。

根据解放军的条令制度，脱离营区(那怕野战帐篷临时营区)是需要严格请假报告的，战地纪律十分明确，不得单人外出，外出要有干部带队，甚至上厕所也要结伴同行，以防万一。

那么，他请假通报了么?口头说周围溜达溜达了么?班长答应了么?

班长都没说，只说直到中午要开饭，才发现一个兵找不见了，谁也不知道去哪了。

所以，即使是年轻人贪玩好奇私自出去溜达一下，最后迷了路，那也是违反纪律的行为。即使不算大错，但是绝不可以反过来无限拔高，甚至到英雄的程度。

基本可以确定的，这算是自己私自离队。

当然，离队的时候，没有携带枪械，也没有带什么对他有利的东西。而且以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也没有向敌方提供我方的情报。

在印度居住地，还有一位同龄的叫刘树荣的原中国老兵，他是重庆江津人，于1961年在不丹方向进入印度边境，1969年被印度政府释放，后也在蒂罗迪村娶妻生子。据报道，也和家里父母取得联系多年，但父母去世后，家里只剩姐姐后，就不再联系了。并表示不想回国，已经是“印度心”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他在印度吃了那么多的苦，己为自己的离队付出了代价，从人道主义角度，他当然有返回祖国、落叶归根的最基本权利。

现在，国家帮助了他，接纳了这位“滞留印度的中国老人”，曾经为保家卫国出过力的中国老人。同样白发苍苍的老战友、老上级接受了他，当年的战友们，有着宽阔的胸怀。

【人世沧桑】

把难堪重负的“英雄大义”卸去，从一个普通人的命运来解读吧。

要知道，当时部队招兵，能有一个初中生，就算是了不得的大知识分子。

而一个响当当的高中生，还读了一年技校，不管是在部队提干，还是几年后复原到地方，即使过着再平淡的生活，无论如何，至少命运和流落印度是天差地别。

人生，太遗憾太可惜。

其实，笔者还想说，当时同在55师，还有一个留守在后方农场的164团8连兵，虽然他当兵晚一年，可能也和张琪不认识，但两家直线距离不过才3公里，是绝对的老乡。

但他却以初中读一年的“较高文化水平”和积极表现顺利提干，又以较高的军事素质一一步步成长为高级军官;最后机缘巧合，直飞登天，官拜上将，尊荣无限;可孰想，到头来贪赃弄权，锒铛下狱，囹圄残生，万人唾骂，千夫所指。

显然，这位更加赫赫有名、人尽皆知的郭姓乡党显赫一时，最终也走了错路，严重得多的错路。

从悲欢离合的人间世情角度去阅读，岁月最终让一切回归人最基本需求。

当硝烟散尽后，只要不背叛国家和人民，忠实履行了职责，平安就好，活着就好，回家了就好。

——也希望，未来能一起回家的，还有美丽的藏南;几万将士、十余万支前民众为之浴血奋战的中国领土藏南。

但无论时间如何流逝，从老山云，藏南天，再到长津雪，每一位真正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发展而作出牺牲和贡献的老兵，他们都应被真正长久的铭刻在历史的天空中，发出闪亮耀眼的光芒。

（唐驳虎凤凰新闻客户端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