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革命根据地内部的历史积怨及其对陕北肃反的影响
陕北肃反之所以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出现，革命者内部自相残杀，且手段极其残忍、后果贻害无穷，都与西北革命根据地内部的分歧长期得不到解决，且逐渐激化有密切关系。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比较复杂的，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是从各自独立战斗，后来慢慢走向联合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曾担任陕北红军27军81师师长的贺晋年说：“1935年前，陕甘边和陕北是被敌人分割开的两块根据地、两支革命武装，因而也就存在两个领导关系。陕甘边根据地和武装属于陕西省委领导；陕北根据地和武装则受中央驻北方代表的领导。在革命斗争中，两支革命武装虽然常有联系和配合，但基本上是各自进行活动的。”陕甘边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曾担任陕甘边特委书记的张秀山也说：“1934年7月，谢子长、郭洪涛带领陕北游击队来到南梁，老战友相见非常亲切。……在此之前，陕甘边特委与陕北特委有些联系，但是因受敌人包围和阻隔，往来不多。两个特委又分别属于两个上级机构领导，陕甘边特委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陕西省委归党中央直接领导；而陕北特委归中共北方局，其后为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双方逐步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和互相支援，最后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的领导下，于1935年2月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达到了完全统一。”
但是，西北党和红军在发展中也产生了很多分歧，留下了一系列难以抹平的矛盾。1932年1月发生的“三甲塬缴枪事件”就是突出的一例。“‘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武装全国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指示，将南梁游击队改称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朱李恺任参谋长，师储杰任第一支队队长，杨仲远任参谋长。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到西安附近活动，以扩大影响，刘志丹不同意，他主张在陕甘边活动。在这期间，部队进行整顿。有人主张整顿要缴械，刘志丹主张整顿要加强教育，贫苦农民出身当过几天土匪的要改造，也能够改造。但是，没有经过西北反帝同盟主要领导成员的讨论，没有请示省委，就委任执法队长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制造了‘三甲塬收枪’事件。执法队打死了刘志丹带领的二支队的一个骨干，收了二支队的枪，也缴了刘志丹的枪。根本没有革命准备的师储杰获悉发生此事，极为恐惧，带领部队投敌。一支七八百人的队伍，转瞬间只剩下100多人。”策划和主持这次缴枪行动的人是谢子长，阎红彦是杀死刘志丹二支队骨干赵二娃的执法队队长。刘志丹当时被缴械软禁，直到第三天陕西省委巡视员到来后才被释放。为此，当年3月下旬，刘志丹还亲自到西安找到陕西省委申诉，陕西省委去信批评了谢子长和阎红彦。
1933年5月，红26军南下创建渭华根据地失败后，西北根据地主要领导在追究失败责任时，又发生分歧，加大了矛盾。在“三甲塬缴枪事件”以后的大约两年时间内，西北革命根据地在曲折中逐渐得到了发展，尤其是陕甘边发展尤其迅速。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与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刘志丹等的探索是不开的，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刘志丹慢慢找到了革命的正确道路，取得了许多辉煌的业绩。1932年7月，刘志丹对当时搞“两党（地名，在今甘肃东部）兵变”失败的习仲勋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1934年5月28日，陕北特委也得到恢复。陕甘红军队伍，不久也从创建渭华根据地失败的阴影中冲了出来，恢复了红26军42师，到1934年10月“红42师已拥有五个团的建制，其中包括郭宝珊率领的抗日义勇军，兵力近千人，游击队发展到1500余人。”
但是，在此期间，西北革命根据地内部“左”倾错误也在恶性膨胀。当时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陕甘边，推行“左”倾路线就是典型的例子。杜衡来到陕甘边后即改组红26军，自任军政委，火烧始建于唐代的照金著名庙宇香山寺，进攻与陕甘边有统战关系的地方武装，不切实际地提出建立新的渭华根据地。在1933年5月，在杜衡的强迫和煽动下，刘志丹只能率领当时组建不久的红26军2团开往渭南、华县一带创建新的根据地，在开赴新根据地的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伤亡累累。此时的杜衡畏惧困难，以回西安汇报工作为名离开这支队伍，不久在西安被国民党逮捕，随即投敌叛变。刘志丹率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队伍也被冲散，刘志丹藏身终南山，后在当地党组织帮助下，历尽千辛万苦才辗转返回陕甘边根据地与留在那里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等汇合，继续开展革命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
红26军南下创建新的根据地失败了，而且大伤元气，那么为什么会失败？谁应该对失败负责呢？毫无疑问，杜衡及其推行的左倾军事路线，不顾红军实际情况，盲目行动是造成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而且杜衡的叛变更加重了红26军的损失。但是到了1934年前后随着谢子长、郭洪涛先后回到西北革命根据地后，对失败的原因和责任有了新的“解释”。1934年7月2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42师委员会，在南梁堡附近的阎家洼子召开了连以上的干部会议，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传达北方代表的指示，并邀请中共陕北特委委员郭洪涛和陕北红军游击队各支队领导干部参加会议。“谢子长在会上宣读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26军的两封信。信中对红26军的战略转移指责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西北地区人民对山区的称呼）主义’、‘枪杆子万能’，说部队组成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郭洪涛在会上也作了严厉批评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的发言。
“郭洪涛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从国际讲到国内，从无产阶级发展讲到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又讲到陕甘边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红26军不能正确执行党的路线，重复了北方代表指示信中那‘五顶大帽子’。”随后，郭洪涛在陕北特委的机关报上发表《红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照抄照套上海临时中央和北方代表给红26军的两封信，批评指责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1934年8月26日，谢子长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负了重伤。9月5日，谢子长在病榻上给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写信，对红26军42师及其领导人刘志丹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42师一贯的是军事乱窜，不能在艰苦的群众工作中完成西北苏区的任务。渭北与照金的失败，红26军不能扩大，都是政委不能把握中央路线的缘故。虽然联席会议暂时要我代理42师政委，但是我在军事上较有把握，在政治上非常困难。联席会议一致的要求中央派军、政同志领导42师，把老右倾同志另外调换工作，才是根本转变26军的办法。”“联席会一致的认为，领导关中、陕甘边、陕北、甘宁等的实际工作里，需要中央派得力同志去组织西北代表团，或组织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西北全部工作。”稍后，10月26日，陕北特委郭洪涛也致信“中代”（这里指的是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他在此时负责领导北方中共党的工作），指责红26军是机会主义、梢山主义、逃跑主义等，同时要求“中央派代表驻西北，统一领导西北工作。”
谢子长、郭洪涛给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信，导致了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以及主管中共白区工作的上海临时中央对陕甘边根据地的不信任。同时，按照谢子长、郭洪涛的请求，中共驻北方代表孔原、上海临时中央局分别派出了朱理治和聂洪钧，奔赴西北根据地加强领导。由于这样的缘故，不管是朱理治还是聂洪钧，在抵达西北根据地前就都已经对陕甘边和红26军主要领导成员有了偏见，带着“改造”、“整肃”红26军和陕甘边根据地任务而来。
当时陕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时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长）的郭洪涛给朱理治、聂洪钧等反映的关于陕甘边和红26军的大量负面材料对肃反的发生产生了极大的诱发作用。郭洪涛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及自己在陕北肃反中的责任时说：“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来到陕北后，我向他讲过我误信别人反映的陕甘边特委一些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情况和错误意见。……造成了对红26军老干部的不信任。”当1935年7月5日朱理治抵达西北根据地后，“郭洪涛向朱理治介绍了西北苏区的历史和现状，在介绍主要负责干部时，既说到他们的长处，也说了他们的短处。在介绍陕甘边和红26军的干部以及部分陕北干部时，较多地介绍了他们的‘短处’：刘志丹家是地主，父亲是民团团总，他一贯的右倾，是白军军官，带来了不少白军的影响；1933年红26军搞垮，不仅是杜衡的错误，也是刘志丹的责任；刘志丹、高岗恢复红26军以后的路线是错误的；他们是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富农路线；高岗政治上弱，没有能力，文化程度低，最调皮捣蛋，开过小差；马明方（陕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时任陕北特委宣传部长）执行富农路线；张秀山、习仲勋是老好人，没有什么能力；贺晋年是军事冒险家、英雄主义；马文瑞被派到三边去，一年多没有回来，没有写过信或写过报告；高朗亭贪污了八十块钱；西安来的都不可靠；张文华、李西萍都是右派，都是通过红26军和西安的关系来的等等。”“因为‘中代’（这里指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要求朱理治到西北后要信赖郭洪涛，解决陕甘边和红26军‘右倾’问题，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因为郭洪涛的介绍与上级的交代在总体上一致，加上他是陕北人，长期在陕北工作，朱理治相信了他的介绍。朱理治没有与被认为有问题的陕甘边和红26军负责人谈话了解情况。”1935年9月1日，上海临时中央派遣的聂洪钧抵达西北根据地永坪镇后，聂洪钧也听到了基本相同的说法：“在西北工委半个多月时间，从郭洪涛、朱理治同志的口中，几乎随时都可以听到这样的一些谗言和说法。”由于这些原因在朱理治、聂洪钧一抵达西北根据地就对陕甘边和红26军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这就是日后肃反展开的时候，主持肃反的领导核心一致推行肃反的思想政治根源。
红25军抵达陕北后，西北革命根据地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化
朱理治、聂洪钧先后到达西北根据地后，由于不了解当地实情与原主持西北根据地党政军工作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加深了朱理治等人对陕甘边和红26军主要领导的“成见”。
1935年“七月中旬，朱理治在文安驿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讲了两三天。从国际讲到国内，从中央苏区的伟大胜利（实际这时中央苏区已经丢失了）讲到陕甘，当着我们的面（这里指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主要领导），说我们在政治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是‘枪杆子万能’等等。在讲到陕甘苏区当前进行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时，提出要‘全线出击’，‘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土地’，要红军配合‘地方暴动，消灭在苏区内敌人的支撑点（即敌人重点固守的城镇）’，要红军‘去打延安、清涧和瓦窑堡’等城市，‘开展敌人侧翼及后方的广大革命战争的战线’，‘运用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粉碎敌人的新‘围剿’。还提出，‘争取神府和吴、绥、川南苏区打成一片，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向韩城发展，恢复失去的米东、庆北、华池苏区，开展洛川工作，消灭甘、等地的白区，以洛川为中心，积极向定边、陇东发展，以马栏为中心向潼关、富平、泾阳发展，坚决巩固向南发展的路线’。”朱理治提出的这个明显带有“左倾”的而且连地理位置都没有搞清楚的战略方案遭到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的反对，“会上，不少同志你一言我一语，使他们（指朱理治、聂洪钧等）很下不来台”。“会后，刘志丹等同志没有执行打延安、瓦窑堡、清涧的攻坚计划，仍按西北军委原定的作战计划，向北线敌人出击。”这些分歧加深了朱理治等对刘志丹的“固有成见”，在随后由他主持召开的“西北工委扩大会议”时，没有让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成员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张达志等参加，并且秘密通过了要在陕甘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肃反的决议。这其实已经将肃反的目标开始确定在了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上了。
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等虽然有了肃反的决策，但是还没有实力在西北根据地内广泛展开肃反。当时西北根据地的主力部队还是以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为主，加之当时陕北红军改编的红27军也是刘志丹指挥的。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等要开展大规模的针对刘志丹等的肃反时机还不到。正在这个时候，从外地转战而来的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25军的到来逐渐改变了当时的力量对比，朱理治等开展肃反有了军事实力的支持。
红25军本身存在浓厚的肃反“情结”。红25军原是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一部发展起来的，红四方面军长征后，这支部队也独立的长途转战，在辗转作战中逐渐向陕西方向靠拢。应该指出的是这支部队在对敌斗争中是英勇善战的，多次打败强敌的围追堵截，巧妙地利用各种方式转战各地，寻机消灭敌人，在转战中不断壮大。但是，由于受到红四方面军的影响，这支部队也存在着“肃反”严重扩大化的问题。首先，受到原来的红四方面军关于肃反的“左”的影响，对敌情估计过分严重。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早在1931年11月22日作关于红四方面军“肃反详情”的报告时，对敌情估计就很严重。他称：“敌人要维持他们最后的挣扎，于是更加注意对苏区和红军进攻，但是敌人已感到用飞机大炮机关枪施用无效，所以使用改组派、AB团、第三党来打入我们苏区和红军内面来破坏红军和苏区。这个计划非常毒辣，飞机大炮我们容易看见，改组派、AB团、第三党我们不容易看见的。敌人对我们是何等的毒辣，每个同志不能忘记”，他进而指出：“经常或定期举行对每一个战斗员及官兵的个别整肃，坚决反富农再混进来，坚决引进与提拔工农干部。”红四方面军的这一肃反思想，对起源于红四方面军的红25军有很大的影响。红25军在艰苦转战中，在内部也不停的肃反，甚至大开杀戒，整肃内部。掌握肃反大权的戴季英等“乱打乱杀，问不出口供也杀人”，甚至连当时担任副军长的徐海东也曾遭受怀疑，只是在徐海东上战场拼死一搏后，才得到当时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沈泽民等的信任，幸免于难。1934年又怀疑当时的军政治部主任郭述申是“第三党的首领”，并且有可能因此被杀死，幸亏当时徐海东坚决反对并且拍了桌子，才挽救了郭的命。还有，“军部有的领导同志又提出手枪团团长杜本润、政委傅天娇等8人是反革命，又要杀掉”，也在徐海东的坚决反对下，这几个人才幸得保全。这支部队到达陕北的时候还关押着三百多自己的所谓的“有问题的”官兵。
由于带有“肃反”情结，红25军1935年经过陕南时，误杀陕西共产党地下党员、杨虎城十七路军警备三旅旅长张汉民等人，并且由于对张汉民的误解长期未能消除，对与张汉民有密切联系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军队也有了猜疑。这一事件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严重地影响了红25军领导层对刘志丹等红26军和陕甘边红色根据领导人的看法，对后来的西北根据地肃反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红25军进入陕南后，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杨虎城警备三旅旅长张汉民奉命率领所部参与“围剿”红25军。张汉民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该部队中也有100多共产党员，张汉民多次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对红25军给予各种帮助。但是，在双方的接触中也发生了误会，1935年4月9日，红25军误认为张汉民部要寻机进攻，遂于柞水九间房与张汉民部接火，在战斗中张汉民等被俘。红25军主要领导在审讯俘虏的时候，“把俘虏集中起来后，询问他们谁是共产党员，并要求共产党员站出来。结果，站出来不少人。十五军团（应为红25军）负责人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是共产党员，认为是冒充的，把他们全杀了，其中包括警三旅旅长张汉民。”“处死张汉民和警备三旅中一批共产党员的长征路上的肃反，是吴焕先和戴季英掌握的。”这件事情最大的影响是加重了红25军领导层对陕西省委和陕甘边刘志丹等的怀疑，“吴焕先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对陕西中共组织颇多微词，甚至怀疑。”
因此当1935年9月25日，红25军抵达西北根据地党政军驻地永坪的时候，在和刘志丹等欢聚胜利会师的背后，内部危机也在不断的蔓延。不久，陕北肃反发生了。
陕北肃反中的习仲勋
如前所述，朱理治、聂洪钧抵达西北根据地后，通过各种途径虽然也发现了西北根据地所谓的“严重问题”，但是由于他们手中没有掌握足够的武装，尚不能在西北苏区全面推行“肃反”。正在这个时候，徐海东、程子华等率领的红25军转战陕北并且坚定的站在他们一边，这迅速改变了西北根据地内部力量的对比，肃反的发生不但有了理论的支持、政治上的准备，而且拥有了有力的军事后盾。
1935年9月底，朱理治在永坪主持会议，部署肃反工作。他指定后方肃反由郭洪涛领导，前方肃反由聂洪钧领导。10月1日，陕北肃反在永坪镇开始。就在这一天，肃反领导者逮捕了原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黄子文、江旭和李西萍五人。10月2日，戴季英派人逮捕了陕甘边根据地重要领导人曾担任陕甘边特委书记和红26军政委的张秀山。同日下半夜，在朱理治和程子华的监督下，戴季英等人审讯张文华、蔡子伟，这些人在严刑拷打下供认刘志丹、高岗是右派反革命。在得到这个口供后，朱理治与程子华立即定策，以“北面对敌作战，需刘回来指挥为名，调刘回去秘密扣留审讯。”10月3日，在戴季英和政治保卫局的严刑逼供下，被捕人员屈打成招，口供越来越一致。内容主要有：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是右派反革命；反革命组织的名称叫“前线委员会”，前任书记是张秀山，张秀山是蔡子伟介绍加入的，现任代理书记是刘志丹，他们曾经在一个庙里开过秘密会议；张庆孚煽动暴动，有秘密电台；刘、高勾结张庆孚要配合国民党搞兵变，等等。10月4日，朱理治要戴季英写信给前方，要求把高岗调回后方来。戴季英写好了信，没给朱理治看，就直接派通讯兵送往前方了。随后，主要针对陕甘边区根据地党政军的肃反大逮捕就开始了。“西北苏区的错误肃反进行了一个月左右时间，‘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逮捕了包括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杨森、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红26军营级以上、陕甘边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以关押。这些同志在狱中均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
肃反过程中，肃反的执行者对被捕人员的迫害相当残酷，并且激化了西北根据地内部的矛盾。刘志丹被逮捕后，被戴上了沉重的手铐和脚镣，出狱的时候，手铐和沉重的脚镣磨坏了他的手脚，写字握不住笔，走路蹒跚，他的家属也遭到株连，妻子被编入劳改队。保卫局长戴季英多次提着鞭子毒打张庆孚。张策也因为拿下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绳子捉虱子，被看守用刀背砸了一顿。“当时给张秀山上的刑更厉害，给鼻子里灌辣子面，吊起来拷打。”红军营长于震西被抓后，被肃反的人用匕首一刀一刀地扎，逼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被派到陕甘边执行肃反任务的执行者错杀了陕甘边区特委第一任书记金理科、陕甘边区妇委会主任张景文、陕甘边区南区委组织部长杜宛和陕甘边区军委副秘书长杨浩等二百多优秀干部。肃反导致了红军内部的分裂，根据地陷入危机，老百姓投向军阀和国民党等。原红25军与原西北根据地的红26、27军关系恶化，几乎到了刀兵相见的程度。原陕北红军干部高朗亭回忆：“联欢大会（指的是1935年9月17日，西北红军与转战到达西北的红25军的联欢会）以后，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下指令，将红军78师和81师的轻机枪全部调出（朱自己说西北红军不会使用），把连以下指战员的自来得枪（驳壳枪）全部调出，说是十五军团要成立手枪团，并给红78师和81师团以上（含团）的指挥机关都派宣传员督战督训，这是笔者亲自听朱理治同志讲的。……1935年10月12日榆林桥之战后，红81师被改组，原师政委张达志被调走，新政委张明先开口爱称‘老子’，打人骂人是家常便饭，被指战员称为‘老子政委’。师长穿双袜子也要他批准。”后来，杨尚昆遇到原81师师长贺晋年，贺晋年告诉杨，如果中央不来，我们就要同25军他们打起来了。81师是主要以原陕北红军改编而来的，尚不是“肃反”的重点，矛盾就已经激化到千钧一发的程度，肃反的重灾区以原红26军为主改编的红78师，不言而喻就更为严重了，“瓦窑堡大街小巷的恐怖气氛，仿佛凝聚在陕北大地上空的瓦斯，只要有人振臂一呼，稍微给点火花，它就会爆炸的。”深知陕北根据地这一情况的郭洪涛也感到忧虑。由于肃反对干部乱打乱杀，“26军、27军中发生了问题，在前方军心完全动摇的时候，前方军队一连、一排、一班地逃跑，干部一点精神都没有，恐怖、怀疑、准备暴动。”
肃反还激起了西北根据地内部的反叛“赤安事变”。“党中央在瓦窑堡为刘志丹等人平反昭雪、制止肃反的时候，以朱理治、聂洪钧、戴季英为首的肃反委员会已发出的通知却仍然起着破坏作用。赤安县就发生了枪杀革命干部、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暴乱。”“赤安暴乱”使得中共建立的政权：特区一个、县政府3个，区政府20多个，乡政府30多个受到严重破坏。“叛匪还杀害军干群70多人和许多中央红军伤病员”，一部分原红军官兵还投降了蒋介石与中共为敌，直到1936年4月，赤安县新的中心县委才组建。
从上面的介绍中，不难看出当时在西北根据地内部的肃反运动的残酷性，习仲勋受到的政治污蔑和酷刑迫害也是相当严重的。但是，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习仲勋顾全大局，舍己为人、为党尽忠等高尚品质也在此时凸显了出来。
习仲勋在刘志丹被逮捕后不久，被以“党棍”罪名，开除出党，撤销职务，随后以谈话为名被诱捕。“聂洪钧给习仲勋罗织罪名说：第一骂群众是土匪；第二不搞土地革命，只分田地，不分山地；第三给富农通风报信。”习仲勋被扣押后，最初关在王家坪，后来押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押解途中，给他头上套了一个只露两只眼睛的黑帽子，肩上还让扛了两杆长枪。习仲勋在后来谈及这段历史时说：“晚上睡觉时仍将人捆着，脚上、脖子上也加了绳子。‘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指习仲勋等被逮捕的相关人员）被子盖，晚上睡觉缚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与习仲勋同被关押的陕甘边根据地重要领导人张策后来回忆他们在狱中的情景时说：“保卫局的监狱设在瓦窑堡汇川通号的一个四合院内，每间小房子都关着十几个人。每个人都戴着脚镣，并用绳子捆着，当时天寒地冻，气温在零下二十多摄氏度，但地上仅放些谷草，无铺无盖，大多数人冻得睡不着觉。吃不饱饭不算，水也喝不上。病了也只好拖着。有个别同志拉肚子，要去厕所也不允许，只好拉在睡觉的地方，弄得房子里气味难忍。打骂虐待，更是家常便饭。……天越冷，人的小便越多，又不准出去，只好尿在自己身边的铺草中，有的尿在自己吃饭的碗里，早晨放风的时候倒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监狱的后院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坑，随时都可以无声无息地把我们这批人埋掉。”时任陕甘晋苏维埃政府粮食部副部长兼调查统计科和运输科长的刘培植回忆：“习仲勋同志被押在一间四面透风的破屋内，缺衣少盖，天气也渐渐冷起来，看到此种情景，我有点于心不忍，就偷偷地给他送了一条毡绒毯子。戴季英得知后十分恼火，即刻把我叫过去大声训斥说：‘小刘，你怎么给反革命送东西！’”。刘培植也因这件事情受到怀疑，险遭不测之祸。在遭受身体折磨的同时，习仲勋也受到了严重的政治污蔑，习仲勋后来回忆说：“开始说我是取消主义，后来说我是右派，并说我是右派前线委员会的书记。”“在苏区大批干部被关押和刑讯逼供之时，在执行作战任务的前方，错误肃反已开始用活埋的方法杀害革命同志。在省委所在地也挖好土坑，做从肉体上彻底肃清所谓右派的准备。”此时的习仲勋生命已经危在旦夕，随时都有被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从肉体上消灭”的可能。
在此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习仲勋充分展现了自己舍己为人、顾全大局、忠心为党的高贵品质。肃反刚开始的时候，肃反主持者多以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的名义将当事人调往后方，然后再予以逮捕。习仲勋在承担巨大风险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硬担保了一大批受诬的同志，如果这些人发生了问题，就要立刻逮捕他。在自己被捕前，“习仲勋对越来越多的同志被捕，内心感到非常不安和焦虑，时常彻夜难眠，以至身体也出现了不良反应，每听到有人被捕的时候，就周身不适，频繁腹泻。不久他身边一些人员甚至连警卫员也被关押，他已隐约感到自己也难逃厄运。刘景范关切地对习仲勋说，还是暂时离开此地，躲一躲。习仲勋说：‘不能走。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指前面习仲勋以自己名义担保无罪的那些人）都是以我的名义叫回来的，我怎么能走呢？’”“在习仲勋被关押期间，有人偷偷问习仲勋，是否可以逃跑脱离危险境地？暗示可以帮助他逃跑。习仲勋只回答了四个字：‘为党尽忠’”。在遭受刑讯逼供时，“习仲勋和大家一起在监狱中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怒斥‘左’倾分子是‘败家子’、‘法西斯分子’”。在遭受刑讯逼供时，习仲勋依然大义凛然，不说违心话，甚至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也绝不为了保全自己，争取“自首”机会，牵连别的同志，而是据理力争，扞卫自己的清白，为其他受害的战友辩护，从而减轻这次肃反的惨烈后果。习仲勋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上级亲自审讯我的是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他们叫我自首。我说，这有什么自首的？我说我是革命的，你们说我不是革命的，我也豁出去了，说我什么也不要，就是你们不要用笨刀子杀我。”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后，正如习仲勋后来回忆时说的那样“满天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陕北肃反的严重局面有了转机。当时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也不知道西北根据地的具体情况，10月2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接见了活动在吴起镇当地的一支游击队负责人张明先后，才得知刘志丹等被逮并且关押在瓦窑堡的情况。在张明先的介绍下，毛泽东又于22日晨接见了了解肃反情况的陕甘边第二路游击队政委龚逢春。毛泽东从龚逢春处得知西北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肃反，刘志丹、高岗等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被逮捕，有的被捕人员已经被杀害的消息，就着手处理“陕北肃反”的问题。毛泽东立即派遣当时的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王首道、刘向三等前去瓦窑堡传达停止肃反的命令。王首道等人经过仔细的调查，纠正了肃反时期强加给刘志丹等的“罪名”，并且很快就释放了被捕的刘志丹等人。
与此同时，“虽说刘志丹一出狱就忙着工作，但当时给他的结论只是说不是反革命，而还是有‘严重右倾’。”习仲勋的问题就更没有得到解决，但是习仲勋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不计较个人得失，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投入革命工作。习仲勋在被释放的当夜对与自己一起受到各种残酷折磨的同志说：“我们快要分配工作了，到了工作岗位，要用实际行动表达我们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更为可贵的是，以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一批西北革命领袖，在自己受到残酷的各种迫害，险遭杀害之后，并没有就事论事，计较个人的事，而是用更加深邃的战略眼光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问题。“1936年刘志丹率部东征前，习仲勋去看刘志丹。刘志丹对他说：‘从多年的经验看，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多，这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狂热病的表现，企图一个早上把一切都变个样。他们看了一点马列的书，不看中国实际，以空想代替现实，不讲方法策略，因此总是失败。有这种思想的人，再和个人主义结合起来，就抓权，想当轰轰烈烈的大英雄，因之反对一切不同的意见。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致同志于死地。’”习仲勋听了刘志丹的话后，深表赞同，一起和刘志丹做那些对肃反还有各种不满情绪的战友的工作。此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强加在习仲勋身上的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逐渐的清除，习仲勋遵从党的安排从一个重要岗位转战到另一个重要岗位，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长期革命斗争的洗礼下，他也由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袖成长为党和国家重要的开国元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经历小说《刘志丹》冤案、十年文革磨难后的习仲勋，在粉碎“四人帮”自己获得政治解放后，勇挑大梁，主政广东，排除各种困难“杀出一条血路”，成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开路先锋，在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又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陕北肃反”虽然已经过去了70余年，在这次肃反中受到残酷迫害的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的大多数也已经相继去世，但是当时只有22岁的习仲勋在极端严峻的形势下所表现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公无私、舍己为人、顾全大局、忠于党的事业的高贵品质却历久而弥新，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阔步前进的今天，总结党史上的正反经验教训，更好地为现代化事业服务，继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毕生追求的伟业。这或许就是对习仲勋等革命家最好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