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红军的传奇人生之一特殊囚徒（陈复生）

二、怒打康生，锒铛入狱
倒霉的当然首先是张醒。就在我向顶头上司汇报以后，张醒很快被秘密处决了。至于究竟是什么时间，由谁执行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是从张醒的两件东西确定他已被杀这一事实的。张犯有一副毛朝外的皮手套（在延安这种手套是很罕见的）和一件高级皮大衣。有一天，这两件东西却出现在我的那位领导住的窑洞外的院子里，物在人无，事情是非常明显的。后来阎锡山还专门来电，向保安处要张醒这个人，复电是：延安无此人。
张醒死后，康生的魔爪伸向了我的头顶。可惜，在大祸临头之际，我却毫不知晓，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而康生确实不愧称一个“老”字，谋算准确，出手不凡，使我一下子掉进他设下的陷阱之内。
1938年7月28日，即在我审完张醒案件的一个月后，康生突然大驾亲临，来到保安处，亲自找我和黄赤波、汪孝忠向他汇报工作。这是我和康生第一次见面，因他刚从苏联回到延安（1937年11月）。过去，我从未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实在不知道这位“马王爷的三只眼”。可是，他对我的情况却了如指掌。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汇报”是在保安处的一间大窑洞里进行的，只有黄赤波、汪孝忠和我在场。稍微寒暄几句以后，谈话即进入了正题。但都不是我们向康生汇报，而是他对我们进行审问式的询问，当然一开始态度还是颇为“和善”的。
“湖生同志，听说你长征前就到保卫局工作了？成绩不小嘛！好啊！”
我微微一愣，不知怎么回答。只好把我的简历向他简单讲了一下。
“现在工作怎么样啊？听说你们不太安心保卫处的工作，要求调走？”
“小辫子”抓得很准，我们确实有这种想法。说实话，我们对顶头上司的领导作风和水平不怎么服气，与他合作得也不太好。除了有工作向他汇报之外，平时很少到他那里去。另外，从个人利益考虑，在保安处提拔的机会太少。基于这两种考虑，我和黄赤波都要求过调出保安处，汪孝忠可能也提过这种要求。所以，我只好老老实实承认：
“是！我是想调出去。”
“这就不好了嘛！都是老同志了，怎能不以革命利益为重，搞小集团活动呢？”
从不安心工作一下子升到“小集团活动”，康生实在是善于“上纲上线”的老手。我的火儿腾地升了起来：“首长，我们要求调动工作是事实，可没有什么小集团活动啊！”
康生的态度也严厉起来：“你们几个不服从领导，一起要求调动，还一块打麻将，赌博，你说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不是小集团是什么？！”
看来，有人告了我们的状，而且到了非常“详细”的地步。当时，我们在休息时确实打过麻将，谁输了就拿津贴费到街上买个西瓜大家吃，连这点事康生都知道了，并作为“小集团活动”的证据拿了出来，我当时气得脸都变色了。但我不知道，这正是康生所希望的。
“好了，这件事不用说了，你们交待一下贩买大烟的违法活动吧！”康生以不容置疑的口吻给我们扣上了“小集团”的帽子，马上又端起一顶更大、更可怕的帽子。这一下，我简直气疯了。
原来，贩卖大烟确有其事，我是知道的，但和我并无关系。当时，为了侦察工作的需要，保安处在延安城里设了几个联络点。一是在延安大街西南处开设一个修表店，由王化开同志负责；再就是开办了陕北饭店，由杨原珍同志负责。开办饭店的钱是周兴从公家银行借的。因主要精力用于侦察工作，加之缺乏经验，管理不善，使饭店赔了本，无法还银行的借款。因此，保安处负责人擅自批准用特别费派人到陕西、三边地区去买大烟，回到延安地区卖。这时我还在抗大学习，没到保安处。1937年4月，仍是这个领导又指使杨原珍派人跑第二趟。我5月份到保安处，派的人已走了一个多月。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回来。结果在延安出售时，被延安市政府发现，追查此事，追查到了陕北饭店。当时，我已在侦察部负责，所以成了陕北饭店的直接上级。保安处这个领导害怕承担责任，就往我身上推。由于事情的前因后果大家都清楚，而且在当时那种严峻的斗争情况下，在经济条件极端艰苦的形势下，大家一致认为，这么做是为了工作，加上延安市政府追查后也没对我们怎么样，所以我对此事既没承认是我决定做的，但也没把真相都向别人讲清楚。这一点当事人心里自然清楚。可现在康生却把这件事拿出来。我心里一下子明白了。这是串通起来要陷害于我，是找“茬儿”来了，怪不得康生第一次找我们谈话，我们的负责人却不参加。
我强压着怒火回答康生说：“我没有贩大烟，而是××同志干的，他自己心里清楚，也应当向你汇报清楚！”
“这么说，是我没调查研究喽？”
“这是有人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我几乎是喊起来了。
“啪”的一声，康生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叫道：“陈湖生，你有错不认，还反赖别人，你这是反政府、反党、反领导！”
我一看他这副样子，身不由己地也把胳膊抬了起来，可我的手没拍到桌子上却从空中拍向了他的脸部。当然，并没有打着他，只是险些把桌子撞翻。
我确实太莽撞了，太年轻了，太受不得委屈了。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康生给我扣的帽子提供了“最真实的证据”，而且罪加一等，殴打领导！
结果是不难想象的：两个小时以后，即下午1时，我、黄赤波、汪孝忠全被拘捕了。从此以后，我的党籍也就稀里糊涂地丢掉了——没有人向我宣布过开除我的党籍。

三、夫人传书，首长救命
我们被抓起来以后，我被押在延安市公安局管辖的一间牢房里。黄赤波、汪孝忠被押在另一个地方。后来知道，他们只押二三天就被放了，我却是生死未卜了。
我住的牢房，只是牢，而称不上是房。它只是西山上一个土地小庙，1米宽，2米长。当我住进这小小的洞府后，头脑才真正冷静下来。我把这前前后后的一切想了又想，才真正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明白，无论我有没有想调动的问题、贩卖大烟的问题，也无论我的态度是好还是不好，这场运都将降临到我的头上。根子就在康生是否被捕过，是否参加过托派，如果是真的，我必死死疑；如果不是，也许还有生还的希望。但想到康生他们秘密杀害西路军回来的红军干部的情景时，我又彻底泄气了，生存的希望似乎立即破灭了。我回想起参加红军后近10的战斗经历，觉得自己对党忠心耿耿，问心无愧。我也想起在特务营时被左倾路线错误杀害而牺牲的许多同志，又感到自己的处境实在无所谓了。但想起彭总、滕政委、张纯清局长、袁国平主任、罗瑞卿局长等许多首长和战友时，却涌起了一股酸楚之情，我多么希望还在这些首长的领导下继续和战友们并肩战斗啊！尤其是想到我的妻子、女儿，更是揪心的疼痛。
我的妻子薛玉兰，是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干部，可她刚刚19岁，我们结婚才一年多。我的女儿陈瑛（小玉）刚刚出世一个月。如果我永远离开她，他们不仅失去了夫、父亲，搞不好还要背上一个反革命家属的黑锅。谁来照顾这可怜的孤儿母呢！我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似乎第一次懂得什么叫思考，什么叫痛苦。
被关了一个多月后，我的不幸的预感被证实了，康生决定暗杀我。无论是这
个消息本身，还是消息来源都使我感到异常愤怒。
那是初秋的一个下午，我的爱人薛玉兰来到关押我的西山上“探监”。她面临憔悴，神色惊慌，一见面就说：
“老陈，不好了，他们可能要杀你！”
“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我这时倒没有恐惧的心理，只想证实一下消息的可靠性。
“是××说的。”
“是他？”我的脸上露出了疑惑的神色，我怀疑××是否知道，而且知道了又怎么肯告诉我的家属呢？
妻子看我没有说话，泪水一下子挂满了她的脸颊。她哽咽着说：“你被关起来以后，××就没安好心，那天，他想欺侮我，我坚决不干，骂了他几句，骂了他几句，他就狠狠地说：‘陈湖生活不了几天了，你还守着他！看你还能守几天！’”
“卑鄙！无耻！”我只觉得热血翻涌，恨不得立刻把那个落井下石的流氓抓过来痛打一顿。
“老陈，别想那个坏家伙了。你还是快想想办法吧！你不是认识好多首长吗？赶紧写个信告诉他们，说不定还来得及。纸笔我都带来了。”
危难之际，妻子想到只是我，而且想得非常周全。我真想紧紧把她抱在怀里，永不分开。
从我盯在她身上的眼神里，妻子看出了我的心思，她轻轻地说：“快写吧！别胡思乱想了！”
这时，随同她一起上山来的那个十几岁的小战士坐在洞外正打瞌睡，我们的谈话他根本没听。我明白，这一定是我的老战士王卓超在我为我们创造条件，他现在正是延安市公安局长。于是，我赶紧用妻子带来的纸和笔匆匆写了3封信。一封给彭德怀同志，一封给滕代远同志，一封给罗瑞卿同志，他们都是非常了解我们三军团的老首长。
信由薛玉兰带走了，我相信，带到首长那里是没问题的，但首长们忙什么呢？有时间吗？管得了康生的事吗？我又过起了胡思乱想、惴惴不安的“洞府生活。
消息终于来了，这次不是小道消息，更不是以妻子的屈辱换来的消息，而是罗教育长（当时罗瑞卿同志任抗大教育长）并笔给我写的一封六页纸的信。信中说，首长们都收到了我的信，都很关心我的问题，要求我正确对待这件事，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也要反省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信中明确告诉了我，滕参谋长（滕代远同志当时任军委参谋长）已给康生、××打过电话，告诉他们：“陈湖生工作有成绩，有功劳，你们不能随便伤害他的生命，他的问题由中央来解决。”看着首长的亲笔回信，我眼里充满了泪水，世界上有什么比同志、战友、亲人之间的理解、信任和支持更宝贵呢！
由于首长的亲自干预，我的命保住了。但是“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康生、××又把我从延安市公安局那里提出来，送到清凉山高等法院寄押。这实在是高明之极的整人办法“寄押”，代押之意也。就是说，人还是保安的人，只要高等法院代为看押，而高等法院无权过问我的案子。说它“高明”，就在于这个方法省了许多麻烦，可以不确定我是否有罪，以应付别人的询问，又可以不露声色地让我吃尽苦头，可以任意关押而不处理我的问题。因为，按照当时延安的法规，有期徒刑最高刑期是5年，超过5年的就是死刑，而寄押却不受这个限制。事实正如我分析的这样，我一下子被押了7年之久，而且从未有人找我谈过话，更没有宣布我的罪状是什么。成了当时在延安既未被枪决、又坐牢超过5年的特殊囚徒。
在这7年里，我经受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1940年我和爱人薛玉兰离了婚。我被捕后，她们母女的生活状况怎么样，玉兰没和我讲过，但我却可以想象她们的艰难和困苦。正因为如此，我毅然同意和她分开了。我不能再让她们为我吃苦，但是，一样分别两样情，为了爱而分手与打散的夫妻比竟不同啊，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很难体会其中的滋味的。
监狱的生活自然是更难了。别的不说，光那种装束打扮就让人受不了。犯人穿的是一种一边红一边黑的对襟衣服。以胸背的中线为界，左边红、右边黑，泾渭分明，十分对称。每人头上一条不宽不窄的“马路”（每人的头都从中间推光，两边留头发）。对我这个十年来一直指挥别人的官儿来说，这副模样儿实在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当然，这毕竟还算次要的方面，更厉害的还是实实在在的犯罪生活。有的人可能知道，监狱的日子要比拘留所好过一点，那时也一样，不判刑的比判刑的更受罪。判了刑的犯人可以在监狱外面上山去开荒种地，至少可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而我这个寄押犯同未决犯人一样待遇，连劳动的机会也没有。而且，从1939年1月1日，又不知是谁指使（反正不是高等法院决定）给我戴手铐脚镣，成了未决犯中最重的犯人。按照惯例，被判死刑的往往都带镣，处决犯人时都从这些人中往外提。所以，每当要处决犯人时，我就把新衣服穿上，等着叫我的名字。在5年零4个月的带镣生活中，我不知经过了多少次这种场面。作了多少次走的准备，开始几次听到自己的名字而感到奇怪和稍稍的遗憾了。看来，人在精神上承受折磨的能力也是可以锻炼提高的，只要在打击之初经住了考验，后面的日子也就好过了。
就这样，我不仅没有死在监狱里，也没有得什么病。如果“寄押”是康生想置我于死地的又一着棋，那么，他的阴谋又破产了。
四、“请判我五年徒刑”
1944年6月4日，在我被捕6年11个月之后，高等法院长雷经天同志终于找我谈话了。这是我在押期间第一次有人代表组织找我谈话，也是最后一次。因为，从此以后，我基本上获得了自由。
雷院长的谈话非常简单，他说：“你是属于保安处的人，是寄押在我院的，我院无权过问和审理你的问题，所以无法找你谈话。你的事有原因，有曲折，将来党会告诉你。现在宣布释放你。出去以后，好好工作。现在，你暂时留在我院看守所帮助宋所长一段工作。”
世界上事情是复杂的，但作为结果却是那样简单。7年的牢狱生活就在这几句话中结束了，就像当初我同康生谈了几句话就立即被投入牢狱一样。但是，究竟是哪一级组织、哪位首长同意让我先出来，我至今也搞不清楚。
出狱以后，我就在看守所帮助工作。在这期间，薛玉兰同志又来看我（这时她已结婚），并应我的要求，把我的女儿陈瑛送到了我的身边，我要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我要让女儿得到从小没有得到过的父爱。有女儿在我的身旁，孤苦的心灵总算有了一些慰籍。
但是，我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我的正式工作还没有分配，我还要为摆脱我头上的魔影而费一番苦心。
我在看守所帮助工作，一帮就帮了一年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时里，我很少出门。说不清是一种什么心理在支配，我简直怕见人。但是，我尊敬的几位首长那里，还是都去了。
我先到了罗瑞卿同志那时里。见到分别了六七年的老首长，我又激动，又羞愧，自然也有几分委屈。有满肚子话要说又不知从何说起，终于也没有说。经过几年手铐脚镣的磨练，我毕竟成熟一些了。说什么呢？难道还要让老首长为难吗？罗教育长见到我也很高兴，他主动询问了一些情况，并留在我他那里吃饭。饭桌旁还坐着叶剑英首长和郝治平同志，罗瑞卿同志向叶介绍我说：“这是陈湖生，犯了点小错误，押了他六七年！”叶剑英同志含笑点头：“我知道。”临走的时候，罗教育长送了我一双袜子。
到了彭德怀同志那里，别有一番气氛，彭总就是彭总，一见面就大声对我说：“不陈啊小陈！你是怎么搞的嘛，我的好地方你不学，我的坏毛病倒都学去了！”我一听自然明白，这是指我同康生吵架甚至动手打了他的事。从这种亲切而又中肯的批评里，我再次感受到首长对我的信任和无比的关怀。彭总又接着对我说：“我找××谈过，他有点害怕。你要主动找他们去谈，消除你们之间的隔阂。”彭总还给我写过类似内容的信。（“文化大革命”中，我把这封信连同罗瑞卿总参谋长写给我的信一并交给和平街13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苏桂兰处的军代表了。因为那时他们要审查我这段历史，我把彭总和罗总长的信作为我无罪的证据拿出去了。但适得其反，后来有人又据此说我“与彭德怀有勾结”。现在此信不知在什么地方。）在我离开彭总的时候，他好像与罗瑞卿同志约好了似的，又给了我一双鞋，一双袜子一双鞋，这就是彭总这一级首长们当时能够送给下级的礼物！假如我今天能再去看望他们，首长还会送我礼物吗？送什么呢？
后来我又去看望了胡耀邦同志。耀邦同志告诉我：“我去要过你，××说，你在狱中组织犯人逃跑。你自己不愿出狱。”听了这话，我的心又是一紧。在我入狱以后，确实出现过一次犯人企图逃跑的案件，但那不是我，相反，恰恰是我发现后报告的。那个企图逃跑的人叫顾则平，上海人，是随第三国际的张浩一起来到延安的。在狱中我见到他时，也是个未决犯，也被戴上了脚镣。他为什么被捕，我不知道，因为那时狱中有规定，犯人之间不许询问彼此的案情。有一天夜里，我听见有“嚓嚓”的响声，听了一会儿，从方向上判断是顾则平在锯脚镣。我是未决犯人的队长，如果他逃跑了也会找我算帐。我赶紧找到看守所宋所长汇报此事。后来找顾则平谈，他也承认是要跑到西安去。这件事看守所长知道得清清楚楚，决不会汇报错了。可为什么××却还要嫁祸于我呢！我没有发火，只是非常认真地告诉耀邦同志，那不是我，是顾则平，而且是我发现的，并表示要去高等法院写个证明材料。耀邦当即说：“那很好。”后来我把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同志写的证明材料交给了胡耀邦同志，他看了以后说：“我明白了。”再没说什么话。
从耀邦同志那里回来后，我已意识到，康生等人到现在仍没打算放过我，如果按彭老总的指示去找××谈，也不一定能消除隔阂。所以我必须离开保安处，摆脱他们对我的控制。恰在这时，××提出要我去延安大学学习。这看起来是好事，其实不然。延安大学不同于抗大，那里学习实际上是对内审查，等于是第二保安处，康生等人还可找借口害我。××的这一要求更坚定了我迅速离开保安处的决心。
我苦苦思索着脱身之计。终于想了一个不太高明但还可行的办法，那就是要求判刑。高等法院一判刑，我就不是保安处的“寄押犯”，而是高等法院管的犯人，出来后就得由边区政府重新安排，保安处再要人就不容易了。在我的请求下，1945年5月3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以“贩卖大烟，对抗领导”的罪名判处我5年徒刑。别人判刑后失去的是自由，而我却是以判刑换来了行动上和精神上的自由。
五、重返前线
1945年6月5日，我拿着边区政府的介绍信来到总政治部办理回部队的手续。总政组织部胡耀邦部长接待了我，他让我先住进招待所，等候分配工作。这时，我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把自己陈湖生这个名子，改为陈复生。
在我等待分配时，我又去了罗瑞卿同志处，他对我说：“我们研究过恢复你党籍的问题。朱总司令、叶参谋长、胡部长和我本人都同意，康生也不反对，但他提议到前方去恢复，不要在延安恢复。他说，你的问题不少同志都知道，在这里恢复怕影响不好。康生的意见也得考虑，我们同意了，就到前方去恢复吧！”
1945年9月24日，我随延安外派的第二批干部奔赴前方，被分配到热河军区保卫部侦察科工作。1946年4月25，我但任热河军区政治部总务处长。同年5月4日，经中共冀察热辽大军区分局批准，恢复了我的党籍，党龄从1931年入党之日计算。